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中上階級的人們被要求在舉手投足與各種行為中，必須宛如根本不存在“性”的要素；人們被灌輸一種觀念，認為對于性擁有強烈興趣，是一種精神疾病，而性方面的行為，則是頭腦或身體存在殘疾所致。性規范的誕生，是一段與性表現規范有密切關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中上階級的人們被要求在舉手投足與各種行為中，必須宛如根本不存在“性”的要素；人們被灌輸一種觀念，認為對于性擁有強烈興趣，是一種精神疾病，而性方面的行為，則是頭腦或身體存在殘疾所致。

性規范的誕生，是一段與性表現規范有密切關聯的過程，因此要探究它，無可避免地必須從近代市場經濟快速（還有出版市場）擴大、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英國社會著手。至于美國社會對于性表現的規范，則是參考英國移民社會所累積的各式判例為基礎所訂定而成。

壹

“猥褻”到底是什么意思？

通過法律禁止性表現是比較新的思路。在19世紀以前的英格蘭，只要是沒有批判宗教或政治的內容，只是性方面的書籍本身并不會受罰。

“性”的規范確立后，當遇到必須取締、擾亂社會秩序的表述內容時，也是以批判政治或宗教方面的褻瀆文章為主要對象，且在18世紀的社會中，色情文學大量流通也是普遍的現象。舉個例子，英國的歷史學者勞倫斯．史東就在《英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一書中，描述了當時的狀況：

在英國大規模生產文學、繪畫色情作品的情況，僅能見于18世紀，這點也有其意義深遠之處。1660年代，塞謬爾．皮普斯（Samuel Pepys）想要閱讀色情書籍時，他只能買下名為《女校》（L’école des filles）的法文作品來看。他心想，這本書“雖然是淫穢書籍，但若只是當作參考來看的話，應該無妨。”但是，這卻在后來成了他的小麻煩。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皮普斯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不僅產生了勃起，最后還射出來了的關系。在那之后，他或許是不想被妻子發現，索性燒了這本書。有很長的一段期間，法國都擔任著此類讀物的供給來源。即使到了1753年，都還能聽到“法國幾乎每天都送來堆積如山的淫穢書籍。”等不滿的聲音。

英格蘭在1857年首次通過成文法禁止“猥褻的性表現”。請注意這一個年份，因為這與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只相差了11年。大概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以往被視為傷害宗教秩序的表現，就已經開始被看成是對社會道德秩序的傷害了。這樣的一個轉變，意味著過去以宗教或階級上的理由制定而成的性規范，在經過普遍化、世俗化的過程后，升華成市民社會應遵守之規范的法律制度。

該《猥褻出版品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將販賣猥褻物視為成文法上的犯罪，并賦予法院沒收與銷毀違禁物品的權限，此法源自喬治三世于1787年為了遏抑各種惡行所下的王令。雖然在其之后，1824年制定的《流浪法》（Vagrancy Act）中，規定禁止以販賣猥褻書籍與印刷品為目的所進行的展示，但出版的部分卻仍無明確的禁止規定。

請注意，1824年的法律是以取締流浪者為目的的法律。此處完全符合前面提到的“猥褻”（obcsenity）一詞概念的變遷——“猥褻”的原意是“平民日常生活中的邋遢模樣”。此一法律的規定，主要是用來取締擾亂社會秩序的流浪者去消費“淫穢的書籍與印刷物”，而接下來所制定的，便是1857年的《猥褻出版品法案》。

此法律在立法之時，雖然制定為“僅適用于動搖公共倫理觀，或意圖破壞青年倫理觀之出版品”，但由于在條文中并無針對“猥褻”作出相關定義，而是以具體事件的審判案例來顯明定義，這使得“猥褻”定義范圍變得相當廣泛，最終使法律可適用、實施的范圍，也變得比原先的立法意圖更廣了許多。

在英美法的世界中，直至19世紀中期（1868年）為止，性表現規范在普通法（由判例形成，普遍適用于市民的法律總體）上幾乎不被當成問題看待。理由是，伴隨刑事罰則的審查制度將檢束對王權與宗教權威之誹謗中傷，視其為主要的問題，且與性有關的事項亦屬教會法的管轄范疇。

因此，如果對王權與宗教權威的誹謗中傷，是有關性方面的放蕩、暴露和譴責者，就有可能成為取締的對象。比如，描寫王侯貴族與宗教權威的性墮落，會為一般市民帶來不好的印象，如此就構成了對權威的中傷；也就是說，“性”會被人們當作一種社會批判的便利途徑。

就具體的例子來說，1708年的里德事件，事件關系人里德（James Read）執筆《處女的十五個傳染病》（The Fifteen Plagues of a Maidenhead）一書，因創作淫穢書籍罪嫌而遭到起訴，在其相關判決中可以見到，其中對性的描寫之違法，是由宗教裁判所判斷；而在普通法上，也明確地否定其應作為一種犯罪來處罰。

貳

當“性”變成社會問題而非宗教問題

但是，自18世紀至19世紀，性表現規范再也不是宗教上的問題，而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秩序問題。一般認為，這是因為一直以來支配人們日常生活規范的宗教威權逐漸轉弱，導致那些規范逐漸被認為是世俗秩序問題的緣故，即世俗化的演進。

成為最初轉折點的是1727年的卡爾事件。在這起事件中，出版《將僧院的火腿腸與熏肉綁在身上的修道女》《鞭打的技法》2本色情作品的出版商被判有罪。而在定罪的理由上，法官表示：“宗教為普通法（Common Law）的一部分。因此，悖逆宗教的行為，都是違反普通法之行為”。

因為此一判決，色情作品的出版與販賣，不再是教會法視為有罪的“褻瀆神明”，而是屬于另一獨立的犯罪類型。此處法官宣讀的是“宗教為普通法的一部分”。在這之前，宗教皆凌駕于普通法之上，或屬于法律以外的秩序；但在此處，宗教開始被人理解為世俗秩序（普通法）的一部分。

話雖如此，在英格蘭本土，具體上是否是因為卡爾事件的發生才帶來如此轉變，仍不明確。如前面所述，18世紀時，可以看到英格蘭大量生產色情版畫，以及其范圍廣泛分布的情形；而在1740年代，于客廳裝飾色情版畫甚至還成了一種流行。

然而，由于1802年設立的“惡行抑制協會”（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積極制約活動，使19世紀初期的10多年間，因出版與販賣色情作品而被定罪的案例也增加許多。惡性抑制協會是一個基督教派系保守團體，為了守護青少年“理想的”基督教思想，并以遏制無神論、褻瀆神明之言論及出版物為目的而設立。這個協會雖然是基督教派系的團體，但它與過往的教會權力相異，屬于市民團體，這點相當重要。因為這說明了此時社會的宗教道德，正在逐漸轉變為人民道德。

于是，在18世紀初，原先在世俗社會中并不構成問題的跟性相關題材，來到19世紀初期，便漸漸地被視為“犯罪”。此現象的背后，有之前所說的宗教規范世俗化的問題，也有因為印刷媒體隨著產業急速發展而蓬勃崛起，導致人們對該物的消費者（即流浪者或下層勞動者），所造成的秩序混亂感到不安等，各方面互相交雜的問題。

在這里，也可以看到“猥褻”、“上流/下流”等概念相關的政治角力，正以不同的型態交互作用。

叁

維多利亞時代：“上流”背后的顛倒錯亂，只有“男性”是成人？

那么，在性表現被人視為“犯罪”的時代，社會呈現的是何種氣氛呢？

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認為要特別保護女性和兒童，不應讓他們接觸性方面的事物。打個比方，眾人希望正常女性對性要表現得淡然，猶如孩童般天真無邪，對性行為產生快感的女性，會被當成患有性欲亢進的疾病。如果以當代的標準來看，多數健全的女性，都會對自己關注性方面的事物或因其引起快感而感到罪惡，而這也是該時代的人們會罹患歇斯底里癥與精神疾病的原因。

在安珂．貝爾瑙（Anke Bernau）《處女的文化史》一書中，就有詳盡敘述關于女性對“性”的否定與過度強調純潔的情況。在那些宗教中，作為有生育后代責任的女性，反而會被視為身體帶有污穢之物的個體。因此，否認（不知道）快感的女性（處女），會受到眾人的稱揚，在宗教、社會壓力下，處女的價值逐漸膨脹。

這樣的狀況對于女性而言，很難說是件好事。雖然，維多利亞時代過去曾被人認為是“上流”兩字的表征，如今卻每每被人們指出，它實際上是性方面的惡行在背地里蔓延開來的時代。

在小林章夫的《色情的大英帝國》一書中，介紹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們，在一本正經的表面下的淫蕩面。此外，書中也提到了倫敦的下層階級、娼妓的悲慘狀況，同時也指出了根據階級的不同，性生活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只能通過賣身來賺取金錢的下層階級，他們的外表及生活習慣，都很容易被人稱作是“猥褻的”；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猥褻概念中，問題可能不在于性，而是下層階級的風俗問題。

舉例來說，即使是在繪畫領域中，也可以找到表面看似高尚，其背后卻蘊含著關注性方面事物的欺瞞手法。

該時代的藝術展中，有著多數描繪女性裸體的作品。盡管其中也有煽情作品，作者卻不可思議地透過遵從“不畫陰毛”的規范，來規避畫作成為具色情意涵的作品。其原因或許是因為沒有陰毛的身體，會被歸類在性方面尚未成熟的“孩童”之身，是尚未擁有性成熟之無邪身軀，所以并不猥褻；反之，有陰毛的身體則顯示其已擁有性成熟的特征，而這樣的“成熟”（adult），則會讓人引發猥褻的聯想。

如果是在現代，這種可能會被視為“兒童色情物”而引起軒然大波的案件，當時人們反倒認為“因為是兒童的身體，所以沒有問題”。不過，這點在日本也是一樣，直到1980年代初期為止，人們對于兒童的裸體也不會產生猥褻的感覺。

在各式各樣的文獻中，多有“維多利亞時代，富裕家庭的幼童不論男女皆穿女裝”的內容。但實際的情形，應該不是讓男女幼童身穿女裝，而是讓女性穿上幼童的衣服才對。也就是說，女性與幼童并為一談，唯有男性才是“成人”。這點從政治面來看也是一樣，雖然選舉法歷經維多利亞時代而有所修正，使男性的選舉權范圍擴大，但女性卻仍然沒有參政權——這也意味著只有“男性”是成人。

但反過來說，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難道不是抱持著顛倒錯置的欲望，愛戀著裝扮成幼兒的成人女性嗎？也就是說，在強調推崇“性表現規范”的維多利亞時代，其高尚的背后，卻存在著無數的“變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