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港澳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我給霍英東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幫我們運送戰略物資，為抗美援朝做出了貢獻。”其時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整整三十年，廖仲愷為何舊事重提呢？當時正

80年代初，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港澳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我給霍英東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幫我們運送戰略物資，為抗美援朝做出了貢獻。”

其時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整整三十年，廖仲愷為何舊事重提呢？

當時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霍英東響應改開政策，率先準備在廣州開建中國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但是在香港新聞界，一種論調突然甚囂塵上，比如“霍英東是靠走私起家，錢不干凈”云云，公然詆毀抹黑霍英東。

究其原因，還是一小撮香港殖民者不滿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怕弱化香港作為大陸和西方貿易窗口的地位，但改開乃大勢所趨，他們抵擋不了，所以只能采取這種下作手段來恫嚇香港商人不要去大陸投資。

這便是廖承志講話的背景。

那么，霍英東為抗美援朝又做出了什么貢獻，值得國家領導人親自站出來為其澄清證明呢？

一、嚴密的封鎖線

我們經常在新聞中看到美國宣布對某某國家實施經濟制裁，實際上，經濟制裁可以算是美國的傳統藝能，早在七十多年前，美國就已經對新中國發起制裁。

從新中國誕生之日起,美國就對中國實施“對華貿易管制”，禁止向中國輸送戰略物資及戰略性稍次的物資。美國同時要求英國給予積極的配合,尤其是嚴格限制對香港的出口。

朝鮮戰爭爆發后，1950年6月29日，美國國務院命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6月30日，美國要求英國采取同樣的措施。7月10日，美國又要求菲律賓政府停止向中國出口石油產品。

7月10日,美國駐巴黎統籌會議代表在巴黎會議上提出“巴統”國家要對中國實行像對蘇聯、東歐那樣的貿易管制。

所謂“巴統”正式名稱為“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1948年11月由美國提議發起成立的組織機構。因其總部設在巴黎,因此該組織又被稱為“巴黎統籌委員會”，也就是“巴統”這一名稱的由來。

7月24日,美國和英國在“巴統”會議上提出一切石油產品對中國實施禁運，這里所謂的“石油產品”是指基于石油所衍生出來的所有產品，包括但不限于原油、汽油、柴油，乃至于燃料油、潤滑油都在禁運之列。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這些并不是巴統的產油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實行石油“禁運”的行列。

這還只是抗美援朝戰爭沒爆發之前。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美國商務部緊隨其后宣布，對中國大陸及港地區實行全面許可證制度。

在此之前，美國雖然也對大陸進行了封鎖，但只是對戰略物資實行許可證管理，現在禁運范圍則進一步擴大，蔓延到方方面面，甚至連輕工業的紡織品也在禁運名單，理由也很搞笑，因為紡織品可用于志愿軍制造軍服。按照美國商務部發言人的說法：“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都不許運往中國。”

1951年5月3日，此時正值美軍在第五次戰役中吃緊，前線戰事不利，后方就加大制裁力度。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格羅斯在聯合國會議上提出，要求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停止向中國輸送武器、石油及其它戰略物資。

面對美國的國際封鎖，剛剛起步的新中國頓時舉步維艱。要知道，在解放前中國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幾乎沒有自己的工業。而二十世紀中期，戰爭已經邁入了工業化時代，打仗不僅拼的是軍心士氣，還有石油、鋼鐵等各類資源。這些恰恰是當時新中國最為缺乏的。

1950年，新中國的鋼鐵產量僅為61萬噸，石油產量不足20萬噸。作為對比，美國的鋼鐵產量為8780萬噸，石油產量為26600萬噸。分別是我們的一百多倍和一千多倍。

汽車方面，當時國內還沒有汽車工業，國內的汽車基本上都繳獲自國民黨，牌子繁雜，零配件也互不通用，就這，大大小小的車子加起來還不到三萬輛。由于美國的石油禁運，這些車子極度缺乏油料，不得不將大部分改成木炭動力。汽車靠燒木炭驅動，別說現代的年輕人沒見過，就是好多上了年紀的都沒見過，現在只能偶爾在關于朝鮮的新聞里看到。

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新中國本就自給率嚴重不足的工業產品更是雪上加霜。而工業是催動戰爭機器的動力，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國外想方設法地獲取各種戰略物資。

二、香港的突破口

于是香港成了因緣際會的焦點。

建國初期，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制定了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暫不收回香港，維持現狀。

周恩來總理指示：香港作為世界戰略棋盤中的一個重要棋子,作為世界大氣候、小氣候變化的氣象站，是觀測世界風云變幻的觀察站，是接待國際人士的交際處，是宣傳我內外政策的宣傳站,要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戰略位置來部署。

同時從國內經濟發展考慮,周總理認為,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支持國內經濟建設。因此，必須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要有等待收回的思想。

當時的領導人之所以做出這個決策，也與英國人對新中國的曖昧態度有關。

早在1950年1月，英國就宣布承認新中國，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同時兩國還建立了通商關系。

英國期望與新中國保持良好關系，是基于香港的考慮。畢竟1950年的日不落帝國早已日落西山，隨著印度的獨立，香港這顆女王“王冠上的明珠”成了帝國最后的遮羞布。可香港亂不亂，新中國說了算，英國政府很清楚，憑他們在遠東地區那點可憐的軍力，別說保衛香港，保衛他們自己都難，新中國收回香港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想不想的問題。

所以他們迫切想與新中國維持良好的關系，藉此希望能夠維護在香港的統治。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英國也派了幾千仆從軍去裝點“聯合國軍”的門面，同時美國每次對新中國發起制裁，都會拉上英國一起。但是對大陸進行經濟封鎖，這符合美國的利益，卻并不符合英國的利益。

香港的地理位置注定它不可能拋開大陸而發展起來，它的最大作用是充當大陸對外貿易的窗口，如此才能體現出這個“自由港”的優勢。如果對大陸關閉貿易大門，也就意味著無限弱化香港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這種情況無論是香港當局還是英國政府都不愿意看到。

但胳膊擰不過大腿，英國的戰后建設還得指望“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呢，這個時候開罪美國，損失的可是綠油油的美元。

不過縱觀大英帝國的發家史，誠信守法從來不是主流，背信棄義才是常態。雖然如今勢不如人必須遵從，但有句話叫陽奉陰違啊。

英國政府特別是港英當局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在“禁運”問題上同美國自始至終存在嚴重的分歧和矛盾,因此對美國采取了兩面派態度:表面上懾于美國的強大壓力頒布了一道又一道“禁運”管制的法令，做出嚴格執行“禁運”的姿態；另一方面又在暗中支持商人同新中國進行貿易，并親自出馬“包私出口”，從中撈取錢財。甚至連當時的香港總督葛量洪及其夫人也暗中參與到與大陸的海上貿易當中。

正如當時華南局財經委所說：“英國政府雖然在美國壓力下步步對我國加緊封鎖，但由于其本身存在著一些矛盾——英美間經濟上的矛盾，香港本身的財政收入的矛盾，帝國主義本身與香港市民所需物資的矛盾，香港工商業家利益的矛盾等等，使他只能采取松松緊緊的辦法，這樣就給我們有一定的機會可以利用。”

我黨有著長期秘密工作的歷史與經驗，特別是在香港、澳門，早在二十年代我黨就開始在這兩個地方秘密活動,群眾基礎更雄厚。我黨設在港澳地區的組織在抗美援朝時期一方面依靠廣大港澳愛國同胞建立秘密運輸通道，另一方面直接打通了同港澳當局某些方面的關系，通過與他們建立秘密的貿易聯系，購進我們急需的各種物資。

三、霍英東其人

霍英東就是這些“廣大港澳愛國同胞”中的一員。

1923年，霍英東出生在香港一戶水上人家的小船上，他們一家是疍民。

所謂疍民，是指沒有房屋田地，以船只為家，以捕魚為業的人。小小的船只裝著一家人的全部家當，過著居無定所，隨波逐流的生活，困苦已極。

在霍英東出生三年前，臺風襲擊粵海,霍英東家的小船被肆虐的颶風掀翻,狂風巨浪奪走了在船上干活的兩個哥哥的生命。霍英東的母親被一位叔叔救起,他的父親在家養病,那時霍英東尚未出世。

霍英東7歲時，父親病故，其母為了讓孩子們不再重蹈他們兩位兄長的覆轍，毅然決定不在水上生活，將幾個孩子帶到岸上定居。

但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香港就是一個港口，在上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離得開水生活呢。霍英東長大后，開始通過海上貿易積累家資，逐漸擁有自己的小船隊，從這方面來看，霍母的期望算是落空了。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美國聯合應該對新中國發起禁運。而新中國突破禁運的貿易中轉站最初是在澳門。

澳葡政府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中立，因此獲益頗多。所以,朝鮮戰爭爆發后葡萄牙政府沒有參加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對于朝鮮戰爭，澳葡當局基本上持一種觀望的態度。

正是由于澳葡當局的上述立場,使澳門成為有利于內地購買急需的戰略物資的地方,成為了突破美英“禁運”的前沿陣地。因此,華北、華中、華南與香港的貿易,除了直接貨運之外,經由澳門轉口的數量極大。

新中國在澳門的貿易機構大量搶購“禁運”的各種戰略物資,吸引了許多港澳商人前來做生意,其中包括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霍英東。

霍英東獲悉澳門許多家公司大量收購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資。霍英東認為這是一個賺錢的好機會,于是和幾個朋友合伙，開始了用風帆船向澳門運輸柴油的生意。

最初只是小打小鬧，用來運輸的船是一只沒有任何動力裝置的風帆船，運輸隊加上霍英東才三個人——船主、霍英東以及霍英東的堂兄。由于人少量小，第一次霍英東只賺了幾百塊錢，雖然遠高于當時每月一百的平均工資，但相比較把腦袋別在腰上的風險性，利潤可以說微乎其微。

在運柴油的過程中，柴油就裝在船艙中。船艙的底部是水,油浮在水的上面。最初采用這種辦法有兩個好處:一個不需要桶,另外,外面也很難發現運送什么東西。因為每次運的油量不多,從外邊看船吃水很淺,好像沒有載什么東西,所以,不引人注意,比較安全。

當時霍英東還不知道，大量求購戰略物資的這些公司雖然形形色色，但幕后的買家只有一個——南光公司。

南光公司歸我黨華南局直屬，成立于解放戰爭后期，目的是為解放廣西和海南島籌集物資。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為了沖破美國的“禁運”，時任中南局書記的葉劍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發展,由南光公司負責并請何賢、馬萬祺等愛國人士協助，大力籌措中國人民志愿軍急需的戰略物資。

后來南光公司被葡澳當局承認為我黨在澳門的代表機構。

在當時，南光公司表面上還是以普通公司為掩護，所以它為內地運送“禁運”物資的工作只能暗地里進行。專人負責聯絡渠道，專人負責收購貨物，專人負責結算貨款，專人負責運輸保障，這些人之間相互不知道對方的身份。南光公司的船只也有專門的通行證，持有這種通行證可以沿途免檢，暢通無阻直接開到廣州灣。

霍英東由于運送“禁運”物資的次數多,并有良好的信譽,因此引起了南光公司負責人的注意和重視。據時任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回憶，他們當時雖然未曾與霍英東先生直接見面,但他們都記得霍英東是他們信得過的重要的供貨人。

1999年12月，霍英東受邀參加澳門回歸的慶典，在慶典上與此前一直緣慳一見的柯正平終于見面，二人一見如故，把手言歡，共話當年澳門的風風雨雨。

四、差點嘗到子彈的滋味

香港與澳門的海路雖然只有咫尺之遙，但并不是一片坦途。

鑒于當時東南沿海復雜的形勢，海上運輸充滿著危險。一方面要對付港英、澳葡當局的檢查;另一方面是海盜猖獗,大肆搶劫,國民黨的海軍也經常騷擾。

澳葡當局和國民黨相勾結，縱容國民黨殘余力量和特務在澳門的活動。所以澳門成為了“大天二”的樂園,國民黨特務的天堂。

廣東地區的“大天二”歷史久遠,分布很廣。抗戰勝利后，一幫土匪、漢奸結伙成為打劫危害地方、魚肉百姓、無惡不作的“大天二”國民黨潰逃至臺灣后，流散在南粵沿海的國民黨一些殘兵敗將,結伙成為無惡不作的土匪,活動在澳門及附近的沿海,并自稱為“大天二。”

霍英東在運輸過程中，就曾經被“大天二”用槍指過腦門。

1950年冬季的一天,霍英東往澳門運送鋼管。他們駛到了公海，自以為到了安全區域,船平穩地行駛,心情也很愉快,但很快發現一艘機動船向他們快速駛來。

霍英東十分驚奇，并立即預感到這是不祥的兆頭,立即下令加快船速。霍英東的船突然加速，機動船上立即射來了帶著刺耳響聲的子彈擊中了船艙，并傳來了喝令停船的喊叫聲。霍英東知道逃不掉，只好下令停船。

這艘機動船很快靠近霍英東的木船,一伙人跳上了霍英東的船只，二話不說就宣布將全船的貨物沒收。霍英東根據這伙人的著裝和言語，判定他們不是港英或澳葡的巡邏艇，而是一伙海盜。

霍英東的判斷是不錯的，這伙人是國民黨軍在解放戰爭中被打敗了的殘兵敗將，流落到澳門組成的“大天二”——一伙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的無惡不作的強盜。他們甚至可以身帶武器，耀武揚威地在澳門街道上橫行，澳葡當局都不敢過問。

“大天二”擁有國民黨海軍的一些艦艇和武器,頗具實力。霍英東的木船周圍包上了鋼板,可以阻擋機槍子彈的射擊,但是卻抵御不了“大天二”的機關炮。霍英東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這伙人把自己的一船貨搶走。

霍英東到了澳門住在國際酒店，不久，發現一艘船的貨艙邊，一些人正在出賣鋼管等貨物。他看清了正是自己被搶的一船貨，馬上前去理論,并稱要到澳門警署告發這伙人。

售貨人并不搭理霍英東的斥責，繼續叫賣。這時霍英東突然感到有一個硬邦邦、冷冰冰的家伙頂在了自己的后腦勺。隨著身后一位大漢“再嚷就斃了你”的吆喝聲，霍英東明白了是一支手槍的槍口頂在了自己的后腦勺。

他知道只要大漢一扣扳機，自己就要命歸黃泉，只好不再吭聲，并迅速地跑掉。他到澳門警署報案，澳門警察更怕國民黨的“大天二”，管都不敢管。直到坐船返回香港他還心有余悸，驚魂不定。事后霍英東回憶說:“沒想到海上運輸差一點嘗到了大天二子彈的味道。”

四、新的路線

1951年春天以后，霍英東就不再往澳門運動物資了——他在這幾個月已經與上下游搭上了線，不用轉到澳門多轉一道手，而是直接將物資運往深圳的蛇口。

建國初期深圳只是一個小城鎮,人口不多,但地理位置重要,位于交通要沖。深圳在廣州東南,當時已有鐵路相通,從深圳經布吉、平湖、天堂圍、塘頭廈、樟木頭、常平、橫瀝、南社、石龍、石灘、仙村、新塘、南岡、吉山、天河、永村、東山等站到廣州。當年由香港經海路運送到蛇口的物資,大部分經鐵路運到廣州。

朝鮮戰爭期間,霍英東的船隊滿載著各種各樣的戰略物資無數次通過重兵把守的鯉魚門海峽,駛往蛇口碼頭，把中國人民志愿軍急需而被美英“禁運”的戰略物資運到內地。

這一運輸路線是霍英東經過縝密的分析思考確定的。霍英東認為:出維多利亞港灣的東西兩個通道相比較,東邊鯉魚門海峽很狹窄，最狹窄處不到500 米，英國海軍把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過,看似最危險；西邊的維多利亞港海峽寬闊，表面上看危險性小,但西邊的海域面積大，島嶼多，港英海軍的艦船多,通過此處的風險實則更大。

最終霍英東還是選擇了經鯉魚門海峽駛往蛇口碼頭的路線。因為這里離公海比較近,只要沖出鯉魚門很快就到了公海,英國海軍就不會管了。”

霍英東船隊的行駛路線大致如下:出鯉魚門向東駛進入藍塘海峽，然后后轉頭向南，從大浪灣、石澳灣以東一直往南行，直到進入公海；更多的時候直接從蒲臺島的東側南行駛進公海，然后轉向西行駛，到大嶼海峽后轉向北行，過伶仃洋駛入深圳灣，最后到達蛇口港。

路線的選擇直接關系到運輸的成功與否。事實證明，霍英東選擇的出鯉魚門海峽的路線是正確的。雖然過鯉魚門海峽看似最危險，但只要突破這道海峽，前路就暢通無阻了。沒有大氣魄與大智慧，是不敢這樣向死而生的。

五、隨處可見卻又極度緊缺的鐵皮

據霍英東后來回憶，抗美援朝期間的海上運輸，他運得最多的東西不是石油，也不是藥品，而是鐵皮。

鐵皮，顧名思義，就是我們平常生活中再常見不過的金屬物品。然而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正是這種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成了最為緊缺的資源，以及決勝疆場的關鍵。

1951年1月3日,正值中國人民志愿軍爬冰臥雪,同世界上裝備最精良的軍隊——美軍激烈戰斗的關鍵時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楊立三在寫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提出：“油料供應上目前最大問題就是汽油桶無來源，既無鐵皮制桶，又不能買到較大量空桶。故一二月份原計劃前運16萬桶，因無桶裝，只能先給10萬桶。因此,要求中財委分給我們的1951年的制桶鐵皮14000 噸迅速進口。如在1月20日前不能進口三分之一，即無法接濟上，從而2月下半月前方所需汽油，因無桶前運，便會發生恐慌。

1951年7月23日,東北軍區后勤部發給志愿軍東、西部隊及第一二三、四、五分部的電報指出:“后方油桶極為嚴重，有油亦無法送。”

汽油是抗美援朝物資供應線的血液。沒有油料的基本供應,就無法運送作戰物資,抗美援朝的戰役就無法進行,這可以說是軍事常識。20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戰爭的油料供應還不存在什么輸油管道,全靠桶裝運輸。

志愿軍入朝初期,由于國內現有的大批油桶運往朝鮮，因戰爭損耗、路途偏遠等故不能及時回收到國內，以至于出現后方有油卻沒有容器運往前線的情況。這對這對于在冰天雪地里戰斗的志愿軍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當年,油料供應問題的關鍵是汽油桶無來源,既無鐵皮制桶，又不能買到較大量的空桶。但是美、英不僅將黑鐵皮列為“禁運”的戰略物資,汽油桶也列為“禁運”的戰略物資。

港英當局明確規定，不允許容積大于20升的油桶出港。既然沒有成品的油桶可進口，那么進口可以制造油桶的鐵皮就成了急中之急。

中央財政委員會1951年計劃分配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制桶鐵皮14000 噸。楊立三在寫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緊急申請迅速進口鐵皮，指出計劃中14000噸的三分之一即4667噸,如不在1951年1月20日前進口就將發生汽油無桶前運的局面。

當時，國內尚不能生產黑鐵皮，這一問題是相當嚴重的,直到1951年7月仍存在著缺乏油桶的緊急情況。可見,這時進口鐵皮已經成為了嚴重的軍事問題。雖然這種緊急情形當時的霍英東無從知道,但是在這緊急時刻，霍英東運送的大量鐵皮,無疑是黨中央計劃進口鐵皮中的一部分,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根據上級的指示,從1951年下半年,志愿軍開始了回收空桶的工作,并提出了極其嚴格的要求,如:“領油時不交空桶不發給油料”;“嚴禁空桶移作他用，必須用時要經上級批準。凡擅自動用者或無故損失者，應給予適當的紀律處分”。同時,我國外貿部門在出口桐油時，也對回收空桶作了有關規定。志愿軍把空桶的使用和回收提高到了執行軍紀的高度，足見對這一問題高度重視的程度。

一件鐵皮大約有一噸重，就算切割成小件也有200斤中，非常浪費人力，搬運起來也過于麻煩。而當時市面上運輸費的收取方式是按照貨物價格一定比例確定的，鐵皮這東西既難以搬運又利潤微薄，所以哪怕中央大量收購，愿意干這種苦差事的人也少之又少。

而霍英東就是任勞任怨，不過分計較利潤的這些人其中之一。

霍英東回憶,有一段時間連續搶運了大量的黑鐵皮，在幾個星期里每天都發幾只船,不僅有機動船還有拖船；機動船載運百余噸，拖船裝100噸至200噸;不僅晚上發船，上下午也發船。霍英東的船隊不懼風險,風雨無阻,接到提貨單,第二天就將黑鐵皮運到蛇口，以至于他忙得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時。在這個種高強度工作下，他幾個星期就運輸了幾千噸黑鐵皮。

六、遭受打壓

由于霍英東支持抗美援朝，重義輕利的行為，使他收獲了新中國的好感，中央許多領導人在這期間第一次聽說他的名字。1964年，霍英東受邀作為港澳代表團的副團長去北京參加國慶招待會，并受到領導人的接見。

事物都是相對的，霍英東收獲了新中國的好感，自然也就引起了港英當局的惡感。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霍英東隨即停止了海上運輸業務，轉而進軍房地產行業。1955年，霍英東開發興建了蟾宮大廈。

1956年4月,霍英東在香港《星島日報》刊載了蟾宮大廈分層出售的廣告。這座17 層的大廈是當年香港最高的建筑物。

一座城市的最高建筑物通常都會被公認為該城市的一處景點，甚至還可能成為該城市的標志或象征。過去如此，今天亦是如此。

霍英東建筑蟾宮大廈無疑成為了當年香港社會關注的大事,這一消息,在香港房地產業造成了轟動效應,香港社會各界也都十分關注。

蟾宮大廈由于是當時的最高建筑,許多人蜂擁而至,爭相購買。正當蟾宮大廈銷售最紅火的時候，突然關于“霍英東戰時走私,港府要將他遞解出境”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港九各地。許多買家打電話到立信置業公司查詢此事，有的買家甚至來到霍英東的公司要求退回訂金。向來處事不驚的霍英東也感到恐怖和不安。

所謂遞解出境，是1949年開始，港英當局對親共的左派人士采取的一種懲罰措施，對于當時的香港居民來說,遞解出境是比坐牢更為可怕的事情。

而現在竟然有人公然制造港英當局的謠言，更離奇的是，面對這則謠言，港英當局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全程保持一種曖昧不明的態度，用意不言自明。

謠言一直傳了大半年，霍英東天天被傳遞解出境，但卻一如既往活躍在香港商界，久而久之，謠言不攻自破。

七、星光行事件

如果說蟾宮大廈只是港英當局默許縱容謠言傷人，那么“星光行事件”就是英美兩國聯手對霍英東進行打壓。

星光行大廈位于九龍尖沙咀海邊黃金地段,是霍英東與幾位朋友共同投資3000萬港元興建的。霍英東除個人投資750萬港元外并承擔1000萬貸款的擔保,即霍英東總共投資 1750 萬,占總投資的一半以上。

星光行于1966年建成,主要用于出租,由于其地理位置極佳,許多客戶爭先租用。其中一個較大的租戶是中資的中藝公司,以經營中國的工藝美術品為主。

由于當時中英關系緊張.港英當局對中資企業在香港的發展持敵視態度。霍英東把星光行租給中藝公司無疑是“罪上加罪”，所以英美聯手封殺星光行,對霍英東給予制裁。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將霍英東列入“黑名單”,明確規定所有星光行的租戶都不能買賣美國貨。當時正是美國制造業最為輝煌的年代，作為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城市，香港一向是美國貨傾銷的市場，美國貨在香港市場特別緊俏，不能賣美國貨無異于是自斷財路。如此迫使各商家不再租用星光行。

霍英東為了出租星光行,宣布以每平方英尺每月九毫錢的超低價租金招徠客戶，果然有許多客戶前來洽商。

在港英當局的默許和縱容下,香港電話公司通告租用星光行的新客戶，近期將不能予以安裝電話，沒有電話怎能做生意？星光行的租戶明白這是港英當局在打壓霍英東，恐懼之下紛紛退租。

星光行一時無人問津,冷冷清清。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霍英東與幾個股東商議決定出售星光行。

按霍英東當時的財力,他完全可以獨資買斷星光行,但他清楚如自己獨資買下,星光行的日子會更加不好過,不知港英政府還會采取什么更狠毒的手段。

霍英東通過律師寫信給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詢問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可以從“黑名單”中剔除，是否可以買賣美國貨等。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答復：要看買家是誰,買家應是有信譽的人。

這里所謂“有信譽的人”即是港英當局和美國相信的人。

這時,英資的置地公司提出收購星光行。英資置地公司的母公司怡和商行是以販賣鴉片到中國發家的香港最大的英資公司。英資置地公司收購星光行顯然是有背景的，得到港英當局支持的。霍英東無路可走，只好將星光行以3750萬港元出售。

八、苦盡甘來

香港的富豪大多都有港英當局授予的“太平紳士”頭銜，霍英東身為香港排名前列的商業巨子，理應也該受到港英當局的勛章和頭銜，然而霍英東至始至終從未獲得任何英國的勛章。

霍英東被英國人逼上梁山，既然香港沒有它大施拳腳的地方，索性投入到新中國的懷抱。正值七十年代后期改革開放，霍英東響應政策號召，成為第一批到內地投資置業的港商。

同時，也因為他對抗美援朝戰爭所做的貢獻，他被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了香港回歸的各項工作。

香港回歸前，關于霍英東靠“走私起家”的謠言不脛而走。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時霍英東的背后站著強大的祖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公開為霍英東澄清正名，他的“走私”不叫走私，而是支持抗美援朝。

1993年，霍英東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一個疍民的兒子成長為國家領導人，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前無古人的。而霍英東以商人出身，卻心懷家國大義，最終成為國家領導人，這是十個“某超人”都比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