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譚峰鑲著金邊的長袍，伸手五指皆為名貴首飾雕琢，精致的蕾絲花邊四處散見，珠光寶氣鑲嵌于帽檐。這便是路易十四在全球范圍內所引領的最早的時尚之風。17世紀初的歐洲深陷于西班牙低調又略顯壓抑的政治格局中，一時崛起的法蘭西在這位“太陽王”的帶領下

文/譚峰

鑲著金邊的長袍，伸手五指皆為名貴首飾雕琢，精致的蕾絲花邊四處散見，珠光寶氣鑲嵌于帽檐。這便是路易十四在全球范圍內所引領的最早的時尚之風。

17世紀初的歐洲深陷于西班牙低調又略顯壓抑的政治格局中，一時崛起的法蘭西在這位“太陽王”的帶領下，開辟出一條時尚界的新“玩法”。漫步在為路易十四所建的凡爾賽宮的長廊中，閑踱碎步地觀賞著這位帝王的穿著打扮，人們分明地看到一種獨出心裁的時尚美學——金碧輝煌，雍容華貴。

時尚革命

這場由法國王室而刮起來的“時尚旋風”以高跟鞋、假發、緊身褲的“奇裝異服”為端倪，擴延至建筑業、奢侈品產業、生活方式等領域。游走在巴黎的塞納河畔，周邊建筑的富麗堂皇都是那個“黃金年代”的縮影。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佩羅一言以蔽之，“世界服飾時尚源于17世紀以路易十四為引領的法國奢華宮廷文化之中”。

路易十四

16至17世紀的法國飽受戰亂的困擾，1648年爆發的投石黨運動更是讓法國的國力呈衰弱態勢。路易十四上臺之后，把君主專制推向極致，將法國打造成為當時歐洲的第一強國。在那個時期，君主專制無疑可以集中全國之力捍衛一國安全之狀態，政治權力的集中化逐漸使得君主的“一人美學”無形地演化為“一國美學”“一洲美學”。

路易十四極其喜歡香水，被法國成為“最愛香水的皇帝”，香水便以其審美品位演變為“法國之水”。路易十五時期，蓬巴杜夫人和杜巴莉夫人對香水的好感可以和服裝最新款式相提并論，她們所居住的宮殿亦被人們形象地稱為“香水之宮”。

拿破侖對古龍水有種難以割舍的情結。據說拿破侖一個月至少要用掉60瓶古龍水，即使置身于金戈鐵馬的戰場中，他一天也要用掉12公斤的“法高納爾”香水。香水用光了，拿破侖就干脆自創了一種用薄荷“就地取材”的獨特香水，這種香水就是之后聞名于世的“eau de toilette”（淡香水）。

奢靡華麗的“時尚革命”不僅以時裝和香水為“引爆點”，同時還凸顯出為維護統治而形成的政治美學，等級制度成為了一個時代時尚審美的重要標尺。在權力至上的“帝王時尚”時期，時尚更具有一種統領性和威權性，也冥冥之中構成一個時代具有“一元性”的美學命題。

在凱瑟琳·努爾貝里和桑德拉·羅森鮑姆合著的《路易十四時代的時尚印記》中對此有較為深刻的認知，“時尚的傳統靈感來自宮廷權力的凸顯和影響力，這亦開創了一個基于等級制度而嶄露頭角的政治美學”。

對比中西方時尚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角度，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與李世民時期的大唐有一些千絲萬縷的聯系。君主集權的統治制度帶來了政治的穩定和國力的提升，同時那種獨特的審美志趣又借由從君權中心擴散為一種美學力量，形成了一個社會的時尚輻射力。只是這種輻射力背后的表現形態各有不同：在法國是浮夸的假發和光鮮亮麗的服飾，在盛唐則展現為天馬行空的“煙熏妝”和輕盈飄逸的石榴裙。

個體美學

但是無論是中西方對時尚有哪些千差萬別的理解和表現，有一個共同點不可忽視便是，與時尚相關的群體“非富即貴”，他們不是達官貴人，就是名流顯貴。封建王朝的時尚固然是華冠麗服，大氣磅礴，卻與當時的平民百姓無甚關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早在一千多年前似乎就發現了這條“時尚定律”。而英國歷史學家菲利普·芒賽爾亦是一針見血地剖析道，“直到18世紀，巴黎時尚行業最大的“客戶”其實都是那些居住在法國皇宮Palai Royal亞爾宮附近的貴族們。”

客觀地看，“雍容爾雅，明月入懷”的大國氣度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可以快速地確立一定時空之中的時尚基調，另一方面也會抹煞掉個體性和多元性的時尚志趣。薩維尼教士格拉耶在《反對迷戀首飾和奢侈服裝》一書中，批判了當時民眾對浮華外表和時尚服飾的“不假思索”追捧的現象。

一人之引領若無他人之跟風，“時尚”便不免地淪陷至“個人崇拜”的泥淖中。據悉，一直崇尚時尚的路易十四對某類裙子不是特別喜歡，并明令禁止宮廷中貴婦穿著該款裙子出現在宮殿中。但是“特立獨行”的貴族們依然“放飛自我”地選擇自己的審美取向，結果這款被禁止的裙子的銷量反倒不降反升。

時尚的本質不是“追隨”，而恰恰是“堅持”。換句話說，時尚的最初邏輯并不是讓所有的臣民對生活之美學保有俯首稱臣的“愚忠”，而是要學會堅守真實的自己，并敢于在一個公認的政治美學之外尋求一份獨一無二的“個體之美”。

18世紀末，以法國大革命為標志的社會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格局，時尚美學也因此而轉變為另外一番模樣。這同時也讓曾經“盲目相信”的“帝王時尚”悄然的轉變為極具個人主義屬性的“時尚帝國”。社會學家吉爾斯·李波維斯基（Gilles Lipovetsky），把時尚視為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興起的必然結果。服飾表達個人，而不是對君主權威的跟風。當時尚的主體與其觀念超脫于等級社會之外而表示出一種創造出一片可能的場域時，現代意義上的“時尚帝國”之概念便應運而生了。

具體而言，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女裝由傳統的層疊繁瑣變得更加輕盈便捷，這即是迎合逐漸分化而來的社會階級的范例。服飾時尚從一味注重雍容華麗轉變為注重個人之美，實現個人內在氣質和外在妝容的“自然之美”。

時尚的彌散化

埃利亞斯在其所著的《宮廷社會》中談到，“上流社會的文化與生活經歷了緩慢的去中心化過程。有教養的交際圈中心和名流社會經歷了王宮-親王宮殿-貴族府邸-富裕的中產階層的演化。”

與此相對應，那些被解放了的“個人美學”也不再糾結于時尚產業，而是借由時尚美學轉型到社交需求。法國大革命之后，彌散于巴黎街頭的文化沙龍宛若一個個曾被王權禁錮住的星星之火，一時之間呈現出燎原之勢。在一代名流朗布耶伯爵夫人（Marquise de Rambouillet）舉辦的沙龍活動中，有才華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會以“社會化的審美標準”將自己喬裝打扮一番，以更好地融入到“上流社會”的話語體系之中。

時尚情志由達官貴人“下沉”到黎明百姓，這無疑地營造了一種時尚美學的時代契機，有些學者將這種契機定義為“時尚的彌散化”。西方學者威廉·雷對此解析為：“時尚給予了17世紀一個新的解釋框架。時尚不僅是奢侈產業，還是意義和行為的體系。”

時裝所表現出來的時尚因子，是蘊含平等、自由的氣質，它亦是時代所施加的意義。1943年，法國政府頒布了一項法律，將時裝業者的藝術創作與文學創作賦予了“同等待遇”，它們都“一視同仁”地備受法律的保護。

二戰之后，法國服裝設計師斯蒂昂·迪奧（Christian Dior）在研究人們對服裝中“戰爭元素”極為抗拒的社會心理后，她將帶有戰時印記的“寬肩、裙短襟窄”的軍服裝束大膽地修改為“圓肩、緊腰、寬下擺”的極具現代感的“新時尚風”，這場時尚旋風成就了巴黎“時尚之都”的美譽，也折射出時尚美學的另外一種時代取向。

據法國歷史學家娜塔莉統計，到18世紀，巴黎的奢侈行業與服裝行業占據了49.5%的比例。在巴黎總共1671家與奢侈行業相關的店鋪中，服務店鋪就有1382家席位。最繁忙的圣丹尼斯（Saint-denis）商業街更是云集著超過1000家服裝店鋪，時尚業與奢侈業不再像路易十四時代那般涇渭分明，而是彼此滲透，相互定義。

極簡地回歸

法國時尚行業也不再局限于服裝行業或是奢侈行業，它逐漸地向香水、美食、運動等領域擴散，并展現出一個“時尚帝國”百花齊放的美學景觀。“香水女王”布里埃·香奈兒（Gabrielle Bonheur Chanel）坦言，“一個女人如果不用香水，那她沒有未來。”這勾勒出一個獨立、自由、優雅、節制的巴黎女人的形象。

法國人特有的“飲食文化”亦像鵝肝、蝸牛、紅酒一樣散發出濃郁的法蘭西味道。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研究得出一個結論，當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法國家庭在餐桌邊就餐時，他們更愿意將注意力放在愉快地享受上，而不是精細地計算他們將攝入多少卡路里。至于就餐與減肥、與運動有哪些關系，那是就餐之后的事情了。

一項權威數據顯示，全世界女性跑步愛好者中，法國女性高達400萬，其中30%女性的年齡在30歲以下。法國電影演員布里吉特·福斯（Brigitte Fossey）更是將跑步作為她“無法忽視”的生活細節，每周小步慢跑4個小時成就了這位明星的曲線之美，亦構成她與眾不同的生活哲學。

時尚生態漸漸地“彌散為”個人主義的多元取向，這讓法國的時尚業時時刻刻地上演雍容華貴與簡約精巧的碰撞。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勒維爾（Jean-Fran?ois Revel）說過：“法國人既好奇又膽怯，他們一半時間沉浸于回憶曾經的滿足，一半時間盤算未來新的可能。”以當下勾連歷史、鏈接未來，將不同時空下的時尚美學像烹飪法餐那般精妙地平衡起來，這就是法國文化基因中所隱藏著的美學使命。

步入到21世紀的法國時尚又已進入到了一個“新時代”。如果從路易十四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跨越是時尚哲學放棄洛可可式審美品質的標志，那么由服飾時尚拓散為生活時尚的“極簡精神”（Less is more）則意味著時尚的另一種轉向。

“Less is more”是德國現代主義建筑大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首次在建筑領域提出的觀點，源于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漢語譯為“簡約而不簡單”。根據這一時尚主張，節制、平和、謙卑、勤勉的生活做派，不再是修心養性的目的，而是一種享受自我的過程。

時尚不再糾結于王權時代的雍容華貴還是平民時代的五彩斑斕，而是聚焦于人性之中優良品質的反思與回歸。正如英國知名學者R·H·托尼所認為的那樣，“基督徒所必須具備的美德——謙虛、節儉等道德品質，均泯滅在了商業交易之中。在商業交易的邏輯中，人成為了工具而不是獨立的個人，效率不是一種手段而成為了獨特的目的。”

人們的生活水平雖然提高了，但個體不應淪為已被異化了的生活本身的“奴隸”。彌散在社會中的時尚氣息是對傳統宗教精神的回歸，它本應是一種反思、批判和顛覆的態度，這否定了時尚是建立在“存在即合理”信條之上的客觀唯心主義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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