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書《金瓶梅》到底“奇”在何處？

?王汝梅?

《金瓶梅》產生在明代嘉靖、萬歷年間，比《紅樓夢》早二百年，與明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合稱四大奇書。因為這部書中的人物潘金蓮、李瓶兒、春梅都是主要人物，書名就叫《金瓶梅》，又稱《金瓶梅傳》。因西門慶是書中的更重要的人物，又稱《西門傳》。小說中著筆描寫人的自然情欲，《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又稱此書《淫史》（相當于今天說的情愛史）。有人采取索隱的思維方式，把“金瓶梅”說成是金瓶內插一朵梅花，隱寓生殖器崇拜的含義，這就不一定有什么道理了。這些名稱、這種隱寓，說明接受者在開動腦筋，努力探索、理解這部奇書的主旨與創作用心。《金瓶梅》有兩系類三種主要版本。明萬歷年間刊本《金瓶梅詞話》，簡稱萬歷本或詞話本。明崇禎年間刊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簡稱繡像本或崇禎本。清康熙年間，小說理論家張竹坡評點本《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簡稱張評本，張評本是以崇禎本為底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戴鴻森校點），據明刊詞話本整理。齊魯書社出版的《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王汝梅等校點），據清刊張評本整理。

　　讀這兩種校點本，就可以了解到《金瓶梅》的真面貌及其偉大的寫實成就。港澳地區流行的《真本金瓶梅》是據民國初年改寫本印刷的。早在三十年代，鄭振鐸在肯定《金瓶梅》是“偉大的寫實小說”之后說：“好在我們如果除了那些穢褻的描寫，《金瓶梅》仍是不失為一部最偉大的名著的，也許瑕去而瑜更顯。我們很希望有那樣的一部刪節本的《金瓶梅》出來。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類于此。然而卻非我們所希望有的。”（《談金瓶梅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齊魯書社出的兩種校點本，實現了鄭振鐸的“希望”。至于近期出現的《金瓶梅傳奇》、《金瓶梅故事》之類，則距《金瓶梅》的本來面貌較遠，是不足取的。《金瓶梅》本來就是一部白話長篇小說，更不用今人改寫成《白話金瓶梅》了。我們應做研究、理解、借鑒、超越古人的工作，不必去做荼毒古代名著的事情。話說遠了，還是談“奇”在何處。《金瓶梅》產生之初，震撼了明末文壇，因為它開拓了新的題材，拓展了審美領域，塑造了前所未有的藝術形象。明代作家袁宏道說它“云霞滿紙”。謝肇淛稱贊《金瓶梅》是“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馮夢龍稱贊《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開始稱它是一部奇書，并把它與另三部長篇“賞稱宇內四大奇書”。張竹坡繼承了馮夢龍的四大奇書之說，把《金瓶梅》定名為《第一奇書》，把它提高到小說史的最高地位。在古代人的文藝術語中，奇與正、華與實是相對而言的，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說屈原的作品“酌奇而不失其正，玩華而不墜其實”，即是肯定《離騷》對《詩經》的繼承與革新。說《金瓶梅》“奇”，不是離奇古怪之義，而是說它在小說史上具有創新、開拓的意義。

　　《金瓶梅》是我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白話小說，共一百回，約九十萬字，寫了七百多個人物，形象生動完整的人物也有三十多個。小說開頭幾回，借《水滸傳》中武松殺潘金蓮一段故事作引子，展開故事情節，表面是宋代的故事，實際上寫明代的生活。《金瓶梅》成功地塑造了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宋惠蓮、應伯爵等典型形象。西門慶一生，由破落到暴發到升官。他奸占潘金蓮，并吞了寡婦孟玉樓的財產，騙娶了李瓶兒。勾結官府，強取豪奪。西門慶與朝臣楊戩的黨羽陳洪結親。楊戩、陳洪被參問罪后，又拉上太師蔡京的關系，攀附上更為強硬的靠山，升官當上理刑副千戶。西門慶除行賄受賄外，還放高利貸，開典當鋪、綢緞鋪、絨線鋪，向官府制取鹽引，販鹽謀利。西門慶是一個具有復雜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富商、官吏的形象。潘金蓮是裁縫潘裁的女兒，很小就被賣到王招宣府當奴婢，后又被轉賣到張大戶家做妾。在張大戶家被趕出后，嫁與武大為妻。后被西門慶勾引霸占為妾，開始走上墮落道路。潘金蓮是個受害者又是個害人者，是沒落的封建制度的產兒。《金瓶梅》著力描寫了西門慶家庭內部妻妾之間的爭寵斗妍，但這種描寫不是孤立的。它不但直接描寫了朝廷內部的矛盾斗爭，而且把西門之家和官府、朝廷的上下勾結連綴描寫，暴露了明代官場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西門慶家庭是明王朝的縮影。《金瓶梅》作者的觀察力、感受力是第一流的。作者打破了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這種黑白兩色觀察角度，能多側面多層次地觀察。小說表層上描繪丑、描寫情欲，卻反映了深層的變態的愛、變態的心理、扭曲的性格，從而創造了藝術美。

　　小說寫人物，寫性格的復雜性、多樣性，而不是單一的、靜止的。小說以市井人物為主要角色，不再是帝王將相、神魔、英雄傳奇。作家的新觀察、新發現、新創造，使《金瓶梅》在小說史上具有了開拓、創新意義，使現實主義小說創作進一步發展，標志著我國小說創作進入一個新階段。《金瓶梅》是一部里程碑性質的作品，它給《紅樓夢》的創作，積累了藝術經驗，開辟了道路。《紅樓夢》發展了《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把古典小說推上現實主義高峰。《金瓶梅》與《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的兩種典范、兩個高峰。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紅樓夢》出來，中國小說的寫法就變了。有人認為，這句話拿來評《金瓶梅》，其實更合適。美國學者認為：“中國的《金瓶梅》與《紅樓夢》二書，描寫范圍之廣，情節之復雜，人物刻畫之細致入微，均可與西方最偉大的小說相媲美。”《金瓶梅》在中國小說史與世界小說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金瓶梅》、《肉蒲團》這兩部著名的中國古代小說，都描寫了性行為、性心理、性關系，并因此而引起讀者的關注與興趣，也引起明清封建統者對它們的禁毀。兩部小說寫性愛有相同之處，也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作者的性觀念性意識有著很大的不同點。性文學指以直接描寫性愛、性行為、性心理、性關系為主要表現內容的文學作品。限于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在中國對這類文學作品的研究還很不夠。初步考察，從南朝樂府民歌開始出現對性愛的肉體行為的描寫。進入唐代，性觀念開放，出現了典型的性文學作品。

其一為張文成著駢文傳奇小說《游仙窟》。這篇小說用第一人稱自敘旅途中在一處神仙窟中的艷遇。描寫“下官”與十娘交流感情之后，漸入佳境，他們在夜深更久，情急意密之時，共效云雨之歡。“兩唇對口，一臂枕頭，拍搦奶房間，摩挲髀子上，一嚙一快意，一勒一傷心。鼻里酸痹，心中結繚；少時眼花耳熱，脈脹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所寫性愛是一種幻境中的婚外戀，沒有拘束，不以婚姻為目的，沒有“貞操”、“負心薄幸”、“始亂終棄”這類觀念的重壓，只是自然地憑感情的自由表達、抒發、交流。性愛是美好、歡樂的，而不是罪惡的，也不是恥辱的。

此作唐時流傳日本，在本土失傳。清末駐日公使黎庶昌、李盛鐸抄寫帶回國內。日本《萬葉集》編輯者大伴家持（717-785）在他的《贈板上大娘歌》中，多次引用《游仙窟》文句。前于此，山上憶良《沉疴自哀文》并引《游仙窟》，此文為山上末年之作，正當唐開元二十一年。說明，唐開元年間，張文成尚在世之時，《游仙窟》即已傳至日本。

其二，是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描寫了各階層人物的性行為。闡發了作者的性理論，還傳播了性知識。到明清時期，性文學以小說為主要表現形式。這類作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稱為艷情小說，以《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素娥篇》、《弁而釵》、《肉蒲團》、《姑妄言》等為最有代表性。《如意君傳》描寫平民薛敖曹與國君武則天之間的性關系，性超越了等級倫常、以性事“內助于唐”，把性推崇到至高無尚地位，客觀上批判了禁欲主義。把性與社會、政治聯系起來描寫，給《金瓶梅》以影響。《癡婆子傳》產生在明代萬歷年間，正逢《金瓶梅詞話》傳抄刊刻年代。《癡婆子傳》對少女懷春的心理作了細致而真實的描寫，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純真合理性。做父母者對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動的欲望只能引導，而不能回避、堵塞與壓抑。癡婆上官阿娜被嫁進封建世家，被迫陷入性迷狂。阿娜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蓮一樣，在封建社會男權制困境中，人性被扭曲。《素娥篇》刊印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到天啟二年（1622）這十年間，大約在現存《金瓶梅詞話》刊印前后。首有方壺仙客序，謂作者為鄴華生。《素娥篇》藏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金賽研究所，被稱為金賽研究所的鎮山寶。全書圖文并茂，有圖四十七幅，首兩幅末兩幅為故事開頭結尾情節的繪形。《素娥篇》敘寫武則天侄兒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間的性愛故事。實際上借武三思與素娥代表男與女、陰與陽，表現陰陽和合，男女互補。《素娥篇》四十三幅性行為圖，不是某種性技巧的圖解，而是性美觀念的形象化。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為日月合璧、妙奪天象。與之相配的《長相思》詞為：“日東升，月東升，烏兔分司晝夜明，原來不并行。天無情，卻有情，合璧潛通日月精，趣處妙難評。”可以說是性美的禮贊。《弁而釵》是一篇男同性戀的贊歌。產生在明崇禎年間，題“醉西湖心月主人著”。敘寫李又仙救父賣身到男同性戀妓院，被燕龜鞭打后接客。后遇俠義之士把李又仙救出。李又仙為報答搭救之恩，男扮女裝保孤撫孤，以母親身份撫養一孤兒。小說寫易裝、易性，批判了異性戀霸權、沖擊了性身分的兩分模式。

　　《姑妄言》二十四卷，三韓曹去晶編撰。書成于清代雍正八年（1730），在《金瓶梅》、《續金瓶梅》、《肉蒲團》之后，《紅樓夢》之前。初步考證，曹去晶為遼東人，幼年曾住南京。故事以明崇禎朝為背景，寫社會世情，從帝王將相到販夫走卒，寫到各階層人物。作者立意在勸人向善，表現善惡貞淫各有報應的思想，性描寫文字較多，每回都有性描寫，所寫者有一女多男、一男多女及亂倫，男女同性戀、人獸雜交（人與驢、人與狗、人與猴）、性交猝死等。寫采戰法則有采陰補陽、采陽補陰。寫春宮圖冊的催情作用。寫春藥揭被香（塞入女陰戶）、金槍不倒紫金丹。性具緬鈴、白綾帶子及角先生。寫緬鈴比《金瓶梅》更具體、明確，自云南、貴州得到，帶到南京，“侯捷的大管家私下孝敬了姑老爺兩個緬鈴。一個有黃豆大，是用手攥著的。一個有榛子大，有鼻如鈕，是婦人爐中用的”。這種用法為其他艷情小說未敘寫過，可供研究緬鈴的參考。《姑妄言》為明清性小說集大成之作。《姑妄言》原藏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原為莫斯科列寧圖書館）。1966年蘇聯漢學家李福清發現。在明清性小說中，《肉蒲團》最為流行。《肉蒲團》一名《覺后禪》，坊本改題《耶蒲緣》、《野叟奇語》、《鐘情錄》、《循環報》、《巧姻緣》，六卷二十回。題署：情癡反正道人編次，情死還魂社友批評。首有西陵如如居士序。清人劉廷璣、近人魯迅、孫楷第都認為《肉蒲團》是李漁的作品。從《肉蒲團》構思奇異、語言清新流暢，善用偶句與譬喻的特點看，與李漁其他小說風格相一致。《肉蒲團》第一回“止淫風借淫事說法，談色事就色欲開端”作為引子，闡發了作者的情欲觀。他說：“照拘儒說來，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門，死我之尸。照達者看來，人生在世若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發還早白幾年，壽算還略少幾歲。”他把適度的性行為比喻為人參附子，“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據這種有益健康的觀點，作者應當是既反對縱欲，又反對禁欲的。然而小說展開的情節，描寫的形象，與這種見解是相矛盾的。書生未央生有才有貌，要做天下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經媒人介紹招贅在鐵扉道人家為婿，其妻玉香受父親的道學思想束縛，不懂得性事。未央生用春宮畫冊啟發玉香潛在的情欲，方達到夫妻的和諧。后來，未央生覺得玉香還算不上天下第一位佳人，于是以游學為名外出訪女色，在張仙廟中造一本《廣收春色》冊子，記下廟內拜求子息的美艷少婦，分特等、上等、中等。冊子上有銀紅（瑞珠）、藕色佳人（瑞玉）、玄色美人（花晨）等。在未訪求這幾位佳人之時，未央生結識了賽昆侖這一俠客。賽昆侖嘲笑未央生陽物太小，雖有才貌，是中看不中用的。未央生拜求術士，用狗腎補人腎，使微陽變成巨物。未央生在賽昆侖幫助下，結識了賣絲商人權老實的妻子艷芳，與艷芳先淫后出走。在艷芳懷孕后，未央生又與隔壁住的香云發生性關系。香云并把未央生介紹與其兩個妹子瑞珠、瑞玉和姑姑花晨，共享“三分一統”、“共體聯形”之樂。權老實發現妻子艷芳與未央生發生關系，被迫把妻子賣予未央生。權老實要以冤報冤，到鐵扉道人家當傭工，與未央生妻子玉香發生關系，并私奔離開家鄉，玉香被賣到京城仙娘妓院為娼，并從鴇子處學得三招絕技，成了名震京師的妓女。

　　未央生一心要嫖名妓，到京城仙娘妓院，玉香發現他是自己的丈夫，躲避起來，悔愧自殺。未央生在和尚孤峰大師教誨下后悔莫及，把自己陽物割掉，出家做了和尚。未央生在作者筆下寶貴自身的才貌，又不肯為官為優。他追逐女色，既有滿足感官放縱的一面，也有對女性的愛憐。艷芳、香云、玉香、瑞珠、瑞玉等女性形象，雖只滿足于私通，缺少情愛的升華，但她們不求權勢、不慕錢財，只求男人有才有貌有力，顯示了對封建貞節觀、禁欲主義的反叛。《肉蒲團》離開社會背景，孤立地寫性行為，沒能像《金瓶梅》那樣觸及廣闊的生活領域，把對性欲的表現融進廣大的世界中，不免顯得單薄、膚淺。作者為了肯定男女感官快樂的自然性、合理性，過多地敘寫性知識、性技能，束縛了作家真正的藝術想象力。作者在描寫性行為時重肉體本能，重感官而不重精神、心靈。作者在情欲上走向兩個極端：縱欲與禁欲。《金瓶梅》作者有“女人禍水”、女色殺人的思想。詞話本第一回引詞：“請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著虞姬、戚氏，豪杰都休。”《金瓶梅》張竹坡評本第一回“色箴”曰：“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這都表現了作者與改寫者封建主義男權制的情欲觀。相比較而言，《肉蒲團》作者也有生命意識與享樂意識之間的矛盾困惑，但比《金瓶梅》作者開明，在性行為描寫時，筆調輕松、享樂主義是突出的。《金瓶梅》作者的性恐懼心理更為明顯。與《肉蒲團》等其他明清艷情小說相比，《金瓶梅》有更高出更積極的方面，值得注意。《金瓶梅》作者以長篇小說形式最早著筆寫人的自然情欲，對被掩蓋被忽視的方面加以正視，給予直接的表現，這是作者的開拓與創造。

《金瓶梅》產生在明末，重視描寫世態炎涼，把性描寫與西門慶家庭生活、廣闊的市民社會相聯系。說明性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是文化的。人的自然情欲、直接的自然關系不可能與社會屬性、社會關系分開。《肉蒲團》產生在清初，并未能繼承發展《金瓶梅》的積極成分。《肉蒲團》寫未央生的艷情活動，游離在社會生活矛盾、人情世態之外，其思想與藝術價值遠不及《金瓶梅》。李漁在《肉蒲團》第二回評語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貶低《金瓶梅》，他說：“此獨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題處便俱了然，末后數語又提清綿遠，不復難為觀者，真老手也。《水滸》而外，未見其儔。有謂與《金瓶梅》伯仲者，無乃淮陰、絳灌。”意即謂《肉蒲團》羞與《金瓶梅》等列，表現了李漁的膚淺與局限。《金瓶梅》作者塑造了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潘金蓮形象。她爭生存、求私欲、精力旺盛，有心機，聰明、美麗。她狂熱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傳統道德的遏制，表現了女性的主體意識、女性對自我生命的覺悟。潘金蓮的行為在客觀上體現出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她以極端的形式反叛、沖擊男權制、封建綱常倫理。她是一個被污辱被損害的普通女性，是男權制封建社會毀滅了她。潘金蓮形象的社會意義遠遠超出《肉蒲團》等艷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金瓶梅》是具有里程碑性質的偉大寫實小說，開創了中國小說發展史的新階段，開拓了新的題材，拓展了審美領域。《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說，這是中外學者取得的共識，給《金瓶梅》的正確定位。因《金瓶梅》中有極具價值的性行為描寫，在我們研究古代性小說時，應予以關注與參照。《肉蒲團》大致成書于1671-1677年。情癡反正道人與批評者情死還魂社友當為同一人，都是李漁的化名。第二十四回評云：“知我者其惟《肉蒲團》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團》乎?”完全是作者的口吻。

《如意君傳》對《金瓶梅》的影響

　　明代艷情傳奇小說，以《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素娥篇》、《春夢瑣言》最著名。這些作品，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主義思想統治下，在明清兩代一直遭受禁毀厄運。受封建統治者與觀念陳舊狹隘讀者的雙重壓制，幾乎被毀滅。作為文化遺產中被禁毀而又幸存下來的作品，以孤本、抄本傳世，顯得更加珍貴。這些作品反映了傳統文化的某些特點，是研究傳統文化的形象資料。我們在改革開放、走向現代化的新時代，以健康的心態、寬容的胸懷，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給予重新審視，可以認識到它們的歷史價值。這些作品在文言小說史、藝術史及性文化史上均應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如意君傳》在嘉靖年間已流傳，敘寫武則天與男寵薛敖曹之間的性關系，詳細描寫武則天宮廷內的性生活。武氏已七十高齡，性事不得滿意，宦官牛晉卿向武氏薦偉岸雄健男子薛敖曹。敖曹被召入宮，極力滿足武氏的要求，與其逞欲淫樂。小說著重描寫他們性事的和諧愉悅。武氏對敖曹說：“卿甚如我意，當加卿號如意君也。”武氏亦因此改元如意。薛敖曹陪伴武氏，順從武氏，但內心有顧慮有痛苦，終于主動離開宮廷。武氏想再召敖曹入宮，敖曹乘千里馬逃去民間。對《如意君傳》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作者推崇性事，讓國君與平民交，性超越了等級倫常。薛敖曹提供武氏以性快樂，想以真情感動她，使其回心轉意，恢復李唐王位，維護正統。寫薛敖曹“內助于唐”，以性事助唐治國，把性事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客觀上批判了禁欲主義。第二，從兩性關系角度看，武氏是主宰者，薛敖曹是被動者，讓男人做附庸，改變了男尊女卑、男動女靜、地為天用的正統意識。第三，薛敖曹在服務于武氏時，是民與君交，懷有恐懼、痛苦。薛敖曹逃出宮廷，流落民間，最后皈依了道家哲學，無欲而安。由崇性縱欲又走向禁欲。第四，《如意君傳》產生在《金瓶梅》之前，在以上各方面都對《金瓶梅》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如意君傳》把性寫得既快樂又痛苦，把性與政治、國事聯系，不是孤立地單純地寫性。人的性行為具有社會、文化的屬性，人的自然屬性、直接的自然的關系不可能與社會屬性、社會關系分開。《如意君傳》把人的性行為聯系社會性描寫，寫得復雜多面。《金瓶梅》能把性與西門慶家庭、晚明社會聯系起來描寫，應該說《如意君傳》已給提供了先例，開辟了道路。

晚明萬歷至崇禎是小說高度繁榮發展時期，現存《金瓶梅詞話》刊刻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多數學者認為《金瓶梅詞話》產生在嘉靖末至萬歷初，《癡婆子傳》即產生在萬歷年間，正逢小說繁榮期，也正逢巨著《金瓶梅詞話》傳抄刊刻年代。《癡婆子傳》當早于萬歷四十年（1612）。小說開頭稱有筇客者訪問一位發白齒落而豐韻猶存的七十老媼，媼即將一生的性經歷性生活的不幸遭遇作了痛苦的回憶，進行了詳細地述說。老媼上官阿娜從少女懷春到出嫁封建世家欒家為妻，先被奴仆大徒、伯克奢奸，后又被公公欒翁奸，被寺僧如海及其師奸污。阿娜在男權社會的困境中，成為性榨取的對象，被劫被挾被脅迫。《癡婆子傳》塑造的癡婆阿娜是一位被污辱被損害的女性形象。小說也描寫了阿娜對費生、盈郎的偷情。本能欲望得不到合理的實現，不得已作性壓抑的變態宣泄，也是向男權社會的一種報復。小說作者懷著憤慨之情寫阿娜的體驗與感受，敘述中充滿了一個女人用一生苦難沉積成的憤怒與仇恨。

《癡婆子傳》對少女懷春的心理作了細致而真實地描寫，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純真合理性。小說的描寫啟示做父母者：對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動的欲望只能引導，不能回避、堵塞與壓抑。阿娜年少之時，喜讀《詩經》，父母廢淫風不使誦讀。阿娜只好偷讀。但對于情詩所寫男女相悅之詞，仍覺不可理解，只好向北鄰少婦請教。少婦先向阿娜解說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但阿娜對男女為什么相悅仍感不解。少婦進一步解釋說明男女交接的自然性。阿娜受這種思想的啟蒙而產生了與表弟慧敏偷嘗禁果的欲念。這種萌動是自然的純真的。阿娜進入封建家庭之后，在越軌縱欲的環境中，被迫陷入性迷狂，實際上成為了這個封建家庭中的娼妓。最后，阿娜與塾師谷德音產生了愛情，赤誠相愛。真正的愛情為封建禮教所不容，谷德音被鞭打，阿娜被趕出欒家。小說最后寫道：“上官氏歷十二夫而終以谷德音敗事，蓋以情有獨鐘，故遭眾忌。”封建家庭中允許越軌縱欲，而不容阿娜的真正愛情。阿娜形象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蓮一樣，在封建社會殘酷禁欲——越軌縱欲的困境中，人性被扭曲。兩部作品寫出了自在狀態存在的真實的女人。今天的讀者覺得她們并不可愛，但作者對她們悲劇命運的真實描寫，足可令人震撼。在藝術上，《癡婆子傳》是有獨創性的。它在語言風格上文約事豐、言近旨遠、蘊藉含蓄，極富有傳統史傳作品的美學風貌。最具有獨創性的是女性視角、采用第一人稱限制敘事方式、敘述倒裝手法，這三者結合，在古典小說中是一種創造，特別值得我們加以珍視與研究。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指出：“作為故事的記錄者與新世界的觀察者而出現的‘我’，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中并不罕見。中國古代小說缺的是由‘我’講述‘我’自己的故事，而這正是第一人稱敘事的關鍵及其魅力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頁）他還指出，中國讀者不習慣第一人稱敘事方法，并把倒裝敘述手法，“從一開始就被認定為西洋小說手法”。由此可見，《癡婆子傳》的敘事藝術成就，超前地具有了現代小說藝術的特點，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癡婆子傳》作者為何人，尚不得而知，作者是男性還是女性，更待考證。作者對女性心理的細致刻畫、對性欲求的深層探索，可與《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相比肩。

《素娥篇》當刊印在萬歷四十年（1612）至天啟二年（1622）這十年間，大約在現存《金瓶梅詞話》刊印的前后。首有方壺仙客序，謂作者為鄴華生。《素娥篇》藏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金賽研究所，被稱為金賽研究所的鎮山寶。由于不易讀到，讀者對此書面貌模糊。全書不是圖文各半，也不是以圖為主，而是以文為主，圖文并茂。圖四十七幅，首兩幅與末兩幅為故事開頭結尾情節的繪形。中間四十三幅為兩性行為藝術化的繪形。圖前有標題、敘述行為環境與行為特點的文字，并有男女主人公之間的對話交流，然后是一首詞。正文文字九十九頁（此一頁為線裝書刊本的半葉）近萬言，是一篇較長的傳奇小說。《素娥篇》首葉版心下方署刻工黃一楷。黃一楷為安徽徽州歙縣虬村刻工名族黃氏第二十七代，生于萬歷八年（1580），卒于天啟二年（1622），享年四十三歲。有學者認為，一楷刻《素娥篇》風格較成熟，當于萬歷四十年以后，其時，一楷已過三十歲。

《素娥篇》敘寫武則天侄兒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間的性愛故事。武三思“從行諸姬，次第進御，云雨巫山，興濃輒極。當時所幸，數人最著：桃姬善詞；小桃歌之；桂娥喜吹；佛奴庶幾；蘭姬善弈，弈稱國敵；寶兒握搠，亞斗其側；紫云草書，雅亦善酒；云英善舞，巧笑倩口。余皆灼灼，有名莫傳。”作此鋪墊之后，敘寫素娥道：“素娥雖未幸，實其行中第一，然質居人先，選居人后，群姬妒欲抑而掩之，竟難得近三思身。”然后敘寫素娥抑郁心情，作《春風蕩》、《長門嘲》詩以自薦。素娥終得近三思而受寵。以下敘寫二人“皆遇景生情，遇情生勢”。實際上借武三思與素娥代表男與女、陰與陽，把兩性行為藝術化。《素娥篇》四十三幅行為圖，不同于《花營錦陣》等春宮圖。它不是某種性行為技巧的圖解，而是性美觀念的形象化、藝術化，有幾幅圖繪雙人優美舞姿的定格、天人合一陰陽和合哲思的形象化，有著豐富的文化蘊涵。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為日月合璧，妙奪天象，是一幅優美的雙人舞蹈圖。與之相配的《長相思》詞為：“日東升，月東升，烏兔分司晝夜明，原來不并行。天無情，卻有情，合璧潛通日月精，趣處妙難評。”可以說是對性美的禮贊。第十八《囫圇太極》繪“太和元氣”、“陰陽交泰”。第四十一《碧玉連環》其意境與《花營錦陣》之《解連環》不同。《花》圖繪側臥交接姿勢。而《素》圖繪二人坐立擁抱親密無間，而不重實用技巧。《素娥篇》故事結尾時，狄仁杰突然出場，要求會見素娥。素娥不敢相見，自稱是花月之妖。與狄仁杰會見后，辭別武三思，歸隱終南山，后來武三思亦退居該山，二人得道成仙。《素娥篇》以散文、詩詞、繪畫結合，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性美而不是性惡的新觀念，并企圖告訴人們：性的滿足是一種藝術的感覺，和音樂、繪畫、詩詞是相通的。

　　《春夢瑣言》刊于崇禎年間，篇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禎丁丑春二月援筆于胥江客舍”。沃焦山人待考。現存日本傳抄本。沃焦山人序謂：“蓋世有張文成者，所著《游仙窟》，其書極淫褻之事，亦往往有詩，其詞尤陋寢不足見。至寫媾和之態，不過脈張氣怒，頃刻數接之數字，頓覺無味。”這種褒己貶人的看法并不符合實際。事實上，《春夢瑣言》正是模仿《游仙窟》而作。小說敘寫書生韓仲璉游山水時步入一洞，出洞見一庭院，由兩丫環引見主人李姐、棠娘。仲璉夜宿不能寐。李姐、棠娘秉燈而入，乃交歡。山鵑叫過屋頂，仲璉警覺，已失兩女所在，憑石而坐，置素李、海棠兩樹間。兩女為樹精。仲璉悵然題詩而還。情節、人物設置頗類《游仙窟》。《游仙窟》產生于唐開元年間。在唐代文士筆下，性愛不是罪惡的而是歡快的美好的。所寫“下官”與十娘的性愛是一種幻境中的婚外戀，沒有拘束，不以婚姻為目的，只是自然的任憑感情自由抒發，這是只有在比較寬松開放的文化環境中才有的心境。《春夢瑣言》也反映晚明士人在幻境中的婚外戀，視性美而不是惡。這可以看做晚明士人在早期啟蒙思潮影響下向唐人開放思想的回歸。不單是文學形態上的模仿問題，這說明晚明士人向往唐人創造的《游仙窟》那樣的文化氛圍。《春夢瑣言》開頭交代仲璉對女子“無一所勾引”，“及歲二十有五，未踐煙花之衢”。想說明他的童貞身分，這正反映了晚明士人倫理道德的觀念更重。“萬事人間總如此，天臺那用悔歸來”的淺淡，不如《游仙窟》中“下官”那樣淳厚、情深。《游》與《春》都是寫遠游客來到神仙洞，吸引了洞中的女子，由初步的交流而生情，由情而性。性后倉促離別，未再發展性之后情的升華。在情的濃度深度上不如現代小說《廊橋遺夢》。中國明代的艷情小說往往過分地注重肉體感受、注重房中術的運用、注重奇異的假想。明代艷情傳奇小說名篇各自的成就與特點，已顯示出它們的歷史地位與價值。從總體評價上來說，其歷史價值可從三方面來看。第一，《如意君傳》等艷情傳奇名篇形象生動地描繪了明代某階層的性行為、性心理與性觀念，給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的文獻資料。《如意君傳》寫到“民間私情有于白肉中燒香疤者以為美談”，具體寫武氏、敖曹仿民間習俗，提供了極有研究價值的古代人虐戀行為。第二，這些作品在藝術上有獨特創造，成為明代文言小說史不可或缺的環節。《癡婆子傳》采用了第一人稱限制敘事方式與倒裝敘事手法，如果沒有這一特例，人們還會誤認為倒裝敘述是“西洋小說手法”。第三，中國封建社會到明中葉后，在東南個別地區的手工業行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沖擊封建專制主義的早期啟蒙思潮，肯定個體需求，主張自然順性，出現了童心說、唯情論，“穿衣吃飯便是人倫物理”等進步的思想，成為小說家認識社會人生的武器。文人描寫性愛的作品，對被禁錮被掩蓋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視、敢于描寫，是對封建禁欲主義的反悖。這類作品寫丑寫獸亦寫人，寫人的本能欲望，展示人性的弱點，從而探索人生體悟性美。《如意君傳》等作品實為這一進步思潮的必然產物。艷情傳奇小說作家在寫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義時，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縱，在批判舊惡時又陷入新惡的深淵。所以說，這類作品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與研究意義，但不能作為大眾讀物傳播與鑒賞。從人類歷史長河來說，在性愛問題上曲曲折折走過漫長路，長時期走不出“禁欲——縱欲”的怪圈。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有了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才能夠建立以科學的性觀念與高尚的性道德相統一的性科學。這是人類自身解放、個性自覺、精神文明建設的長遠課題。明代艷情傳奇小說家不可能有科學的性觀念，寫不出更為美好的健康的艷情。有位哲人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對明代艷情傳奇小說家及其作品也應如是觀。

①徐朔方：《關于〈素娥篇〉》（《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4期），章培恒：《如意君傳》提要（見《中國禁書大觀》，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黃霖：《癡婆子傳》提要（同上）；蕭相愷：《稗海訪書錄·癡婆子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星琦：《〈癡婆子傳〉發覆》（《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1期）等論著，都對明代艷情傳奇小說名篇作了獨到的科學研究，筆者從中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圖文來自網絡，感謝原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