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灘時期，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青幫三大亨”的名字可謂是如雷貫耳。不過，隨著時局的不斷變動，這三人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成名已久的黃金榮至死不愿離開上海，而最為出名的杜月笙犯下了累累血債后遠走香港，最終客死他鄉。而臺灣的杜月笙墓地如今早已

在上海灘時期，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青幫三大亨”的名字可謂是如雷貫耳。

不過，隨著時局的不斷變動，這三人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成名已久的黃金榮至死不愿離開上海，而最為出名的杜月笙犯下了累累血債后遠走香港，最終客死他鄉。

而臺灣的杜月笙墓地如今早已破敗不堪，但其朝向上海，墓碑上方的八個字也令人深思。

杜月笙的末路

杜月笙真正走上了發家之路是依靠于煙土，他和之前的龍頭張嘯林、黃金榮等人成立了專門經營鴉片的“三鑫公司”，承包了法租界地區的煙土經銷工作。

一個“老大”的崛起，必然伴隨著另一個“老大”的沒落，這件事對于杜月笙而說，也是“天時地利人和”。

由于黃金榮是法租界的督察長，不適合出面開公司，總經理的職務，就落在了杜月笙的頭上。

之后，本來“一家獨大”的黃金榮因為在看戲的時候和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兒子盧小嘉爭風吃醋，得罪了這位公子哥，最終被人綁架到看守所之中，杜月笙和張嘯林想盡辦法營救，才將黃金榮給保了出來。

可這件事之后，黃金榮一蹶不振，開始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杜月笙也靠著人脈，逐漸提高了影響力。

可是，杜月笙的上升道路，手上也沾滿了鮮血。

蔣介石反革命的那段歷史中，杜月笙以及他的青幫兄弟們完全成為了打手，完全是傾向于蔣介石的“投機主義者”。

而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也是這段歷史中第一位犧牲的共產黨員，他就是犧牲在杜月笙手上的。

他也始終覺得，蔣介石能夠有所作為。

即使是在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杜月笙聞訊后馬上給張學良撥了一通電話，向他施加壓力，并稱自己愿意作為俘虜和蔣介石交換。

在這件事得到解決后，杜月笙還專門趕到南京去面見蔣介石，向他表示慰問。

抗日戰爭期間，杜月笙也緊緊跟隨蔣介石的步伐，在1941年到達重慶。

按照杜月笙的想法，現在如此鞍前馬后，蔣介石自然不會去虧待他。

可讓他失望的事情，也接連發生。

1945年，杜月笙自持勞苦功高，覺得蔣介石也能夠論功行賞，所以他的目光比較高，將自己的身份自我定格在上海市長之上，就算沒有辦法當市長，最起碼也能混個副市長當當。

結果，杜月笙在8月回上海的時候，錢大鈞已經被任命為市長，而副市長的職務也被吳紹澍占據了，上海的全權，都被他們接收。

而且，原本有個歡迎儀式是要迎接杜月笙的，火車快到上海的時候，就有人前來報告：原定的歡迎儀式已經取消，搭起來的牌樓都被拆除。

更令他氣憤的是，在北火車站還貼有“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以及“打倒杜月笙”的標語，他本來就是個體面人，為了面子，他最終選擇在上海西站下了車。

1946年4月，蔣介石為了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意識到機會再次來了。

這個時候，他的門徒開始四處收買和拉攏，采取威逼利誘的手段，讓杜月笙當上了議長。

可趕巧的是，他的心腹手下萬墨林因為囤積居奇，被上海警備司令逮捕。

蔣介石的口令也很快傳了過來：議長的職務，由潘公展來擔任。

迫于蔣介石這邊的壓力，杜月笙只好將到手的職務給讓了出來，他也大發牢騷：淪陷時上海無正義，勝利后上海無公道。

杜月笙和蔣介石的間隙越來越大，可杜月笙內心的心理活動是：自己過去做了這么多壞事，很難得到解放軍的諒解。

就拿當年設計殺害汪壽華這一件事上，他都是不可饒恕的。

1947年，他還因為屢屢遭到國民黨的打擊，決定暫時去香港避難，在那里，他還和潘漢年秘密會談了一次。

他這個時候已經看到，解放軍解放天下已經是有很大可能性了，為了給自己找好退路，他對潘漢年說：“保證中共在接管上海的時候，黑社會不會出來搗亂，而那么也同樣希望共產黨方面能給予寬大處理。”

不過，他還是不完全放心，覺得在國民黨這邊更安心一些，畢竟，他此前為國民黨和蔣介石鞍前馬后很多年。

1948年，杜月笙參加了國民黨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力捧蔣介石當選總統。

蔣介石在這一年夏天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蔣經國去上海發行金圓券，也要求民間將所有的外幣和金銀兌換成金圓券。

可很多百姓也不愿意這么做，杜月笙的三兒子杜維屏也是如此，他卻因“槍打出頭鳥”被蔣經國逮捕，給出的罪名是：投機倒把。

杜月笙敏銳意識到，這件事就是沖著他來的，是蔣介石想讓他下臺了。

后來，他干脆四處搜集證據，證明了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也從事著同樣的勾當，逼迫蔣經國就范。

可蔣經國那邊動不了孔令侃，還是能收拾一下杜維屏的，他還是將杜維屏判處了6個月的監禁。

此時的杜月笙也犯了難，他此前殘害過革命的同志，又在蔣介石這里心灰意冷，他似乎沒有第三種存在的可能性。

1949年開始，杜月笙徹底認清，解放軍很快就要拿下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了。

他也和黃炎培、章士釗等人頻繁接觸，共同探討時局，最初，他也和黃金榮的想法一樣，就留在上海，不過，他過去所犯下的一切讓他不敢相信解放軍能夠不計前嫌，畢竟，他本人就是個有仇必報的類型。

這年4月，蔣介石專門找來了杜月笙，勸他跟隨一同前往臺灣。

不過，杜月笙最終還是決定，既不留在上海也不去臺灣，干脆選個中間的地方，那就是香港。

這也說明，他根本不愿相信蔣介石的“好意”，知道去了臺灣之后，依舊是“寄人籬下”，就如同軟禁一般。

當然，此時也有很多革命者讓他留在上海，利用以前的影響力，為新上海做貢獻。

在香港的日子里，他整日無所事事，也逐漸變得孤僻起來。

人的一生中，最怕對比，杜月笙在香港的境遇，比起上海時期的車水馬龍，簡直差了十萬八千里。

在這種度日如年的煎熬中，杜月笙的身體健康狀況出現了急劇下滑，經常是滿頭大汗。

回想著過去靠煙、賭發跡，他的成功和積累的道路，卻讓無數人家破人亡，他所做的一切，恐怕都是為了“洗白”和自身利益。

他生前非常要面子，四季都穿著長衫，看起來非常斯文，甚至都能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感覺，黎元洪的秘書長還特地撰寫了一副對聯，為：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杜月笙的“身后事”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已經是昏迷不醒，好不容易清醒了過來，家人們立即就青睞秘書胡敘五口述遺囑。

那會的杜月笙，還稱不上是“病入膏肓”，根據他的家人們回憶，此時的杜月笙還非常清醒。

不過，由于杜月笙在蔣介石這里“栽了跟頭”，因此他也不愿意在遺囑中提到關于政治的問題。

此前，在他行走江湖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別人欠下的錢，可他在臨終之前將所有的借條全部銷毀，只留下了十萬現金。

每個老婆分得了一萬，每個兒子也分得了一萬，而未出嫁的女兒分得六千，出嫁的女兒分到四千。

根據他的女兒杜美如說：“我沒希望了，你們還有希望。”

他的遺囑說完了之后，又讓秘書重新口述了一遍，最后掙扎著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杜鏞。

就在杜月笙去世的前一年，他還和蔣介石有過一次矛盾。

1950年4月，北京中國銀行總行準備召開董事會，杜月笙、宋漢章等人都是商股董事，都被邀請參加，銀行家們面對這件事都有點拿不準主意，于是就一起詢問杜月笙的意見。

杜月笙最后拍板道：“我們大家都是老朋友了，還是要采取一樣的立場，目前自然是不能去北京的，但是我們可以出具委托書，委派代表們去參加會議，如不見諒，有何危險，也只好認命了。”

這件事被傳出后，中外全都震驚了，后來史稱“中行事件”。

蔣介石知道這件事后，對杜月笙非常不滿，他將杜月笙的老朋友洪友蘭、張群等人叫到大別墅當中，罵得狗血噴頭。

這也導致了，后來蔣介石得知杜月笙已經病逝以后，遲遲不愿意作出表態，也和這件事有著莫大的關系。

1951年8月16日下午，杜月笙于香港病逝，終年63歲。

杜月笙在病逝之前，一直都朝思暮想著上海的過去，中國人都有著“落葉歸根”的情節，這一點，杜月笙也有。

一直到8月19日，杜月笙才舉行了大殮，蔣介石還是為杜月笙親自書寫了“義節聿昭”，他的棺材也被送到了香港東華醫院義莊停放。

至于下葬的地點，當時家里面還是產生了一定的爭議，以至于他的靈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入土為安。

后來，還是四夫人力排眾議，將杜月笙帶到臺灣下葬。

可是，這也是她的權宜之計，她真正的計劃，是想將杜月笙在未來送往上海下葬。

到了1952年，杜月笙的靈柩被送往臺灣基隆港。

蔣介石為了表示“歡迎”，也為他成立了專門治喪的組織，并安排了一些國民黨高官全權負責。

根據當時現場的照片顯示，杜月笙的葬禮還是比較隆重的，最終也被安葬在一處后山上。

杜月笙在死后最起碼還是有了一些面子，可蔣介石也是個記仇的人，他跟杜月笙之間矛盾重重，可還是得考慮到其他的影響。

杜月笙的墓碑上，有八個大字最為醒目，分別是“義節聿昭”和“譽聞永彰”。

在蔣介石眼里，杜月笙完全是配不上這幾個字的，不過他還是同意了。

墳冢以大理石覆蓋，整座墓地也朝著上海，寓意非常明顯。

這也足以分析出：蔣介石當時這么做，并不是真的想讓杜月笙有個歸宿，而是想讓他發揮出“死后影響力”。

后來，杜月笙的墓地漸漸變得殘破不堪，和當年在上海呼風喚雨的光景大有不同，人走茶涼的悲涼場景，在他的身上也體現的格外耀眼。

蔣介石和蔣經國都和杜月笙有著間隙，他們倆還在的時候，杜月笙墓地的意義也只是宣傳的工具罷了。

或許，杜月笙早就料到了這一切，才最終滯留在香港，并沒有親自前往臺灣。

參考

杜月笙其人 朱華; 蘇智良 歷史研究

杜月笙：蔣介石拿我當尿壺 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