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眼按：泉友陳力又帶來了新投稿啦！這次他將關于新疆銀幣的新猜想與諸位泉友進行分享，在文中提出自己的觀點并以開放性假設收尾，將這個問題充分討論后，留待更多泉友質疑并期待與大家的進一步探討。之前泉友陳力為我們帶來了多篇精彩投稿，感興趣請戳：陳力

貓眼按：

泉友陳力又帶來了新投稿啦！這次他將關于新疆銀幣的新猜想與諸位泉友進行分享，在文中提出自己的觀點并以開放性假設收尾，將這個問題充分討論后，留待更多泉友質疑并期待與大家的進一步探討。

之前泉友陳力為我們帶來了多篇精彩投稿，感興趣請戳：

陳力 | 從生產標準化角度發現機制硬幣收藏的差異之美

陳力：錢幣實體市場的隕落及其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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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緣起

喀什大清銀幣庫平壹兩（以下簡稱庫平壹兩）和喀什大清銀幣湘平壹兩電碼幣（以下簡稱電碼幣），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先后躋身于林國明、馬德和先生編著的《中國金銀幣錄》、《新疆金銀幣圖說》和近年由林憲璋、陳吉茂先生編著的《邊境瑰寶——新疆金銀幣全圖典》，被前輩名家指為大珍，歷來頗受泉界重視。但是開門見山地說，我個人非常懷疑這兩枚銀幣的設計鑄造是否官方行為。

前輩的著作中，沒有關于這兩枚銀幣更多的文字材料。林憲璋、陳吉茂先生在《邊境瑰寶——新疆金銀幣全圖典》中的記述，摘錄如下——

• 關于庫平壹兩

圖：庫平壹兩（注：圖片取自《邊境瑰寶——新疆金銀幣全圖典》）

“清光緒三十二年（西元1906年），戶部明定庫平壹兩銀幣為本位幣，通令各地造幣廠依其形制仿鑄，但各省因各有盤算而未照辦，因而出現令雖下、制未行的混亂情況。新疆省卻意外地依令而行，于同年（回歷1324年）試鑄“喀什大清銀幣庫平壹兩”銀幣，對照此前新疆因采湘平紀重，而有礙與內地各省經貿往來之通暢，推測此幣改采庫平，除回應政令外，更應系著眼于與習用庫平的內地各省接軌，以改善前述之不利情況。......然而此幣不但是新疆幣中最先采用“庫平”者，亦是首見仿效內地，將權衡標準書于幣面的錢幣，唯其后所出之幣旋即改回“湘平”紀重，未有流用及續鑄，此應系考量“庫平壹兩”始終與新疆習用之湘平不同，使用上多所不便之故?！?/em>

• 關于電碼幣

“蟠龍圖案外繞十一枚新月及十一個五角星，幣邊并陽刻五角星及六三九八、三二七六、000一、0三五七等十六個中文數字，二者皆未見于其他新疆銀幣，不論是圖案設計亦或蘊含之意，其稀有度與獨特性皆無負新疆大珍之名。星月無疑是伊斯蘭教象征標志之一......西元十六世紀奧斯曼帝國賽利姆二世用新月裝飾清真寺大穹窿，引起各地仿效....五角星和新月的圖案設計，將地方特色帶進了錢幣鑄造，正突顯了此幣做為“新疆制造”的特殊和稀罕性。此幣另一重要特色，在于幣邊所鐫之“六三九八、三二七六、000一、0三五七”十六個中文數字，該串密碼數字譯成中文即“足湘壹兩”之意，故此幣有“電碼幣”之稱，探究其意實饒富趣味。”

林國明、馬德和先生在《新疆金銀幣圖說》中對庫平壹兩和電碼幣的描述與《邊境瑰寶——新疆金銀幣全圖典》大致相同。

在我看來，前輩們選擇性地用某些史實去“論證”鑄造發行此兩枚銀幣的合法性、合理性，卻完全忽略了其他一些史實，且對錢幣本身的狀態也語焉不詳。

《新疆金銀幣圖說》斷言電碼幣“鑄造古樸，顯系喀什廠試鑄無疑”，簡單粗暴的13個字之外，再無只言片語，顯然難以令人信服。

再尋找其他資料，同樣收獲不大——

《新疆圖志》沒有記載這次貨幣改革嘗試，而《新疆圖志》的編撰人正是清末新疆貨幣改革的主導人王樹楠。

耿愛德先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編著的中國機制幣研究經典著作《中國幣圖說匯考：金銀鎳鋁》中沒有此兩枚銀幣的信息。

新疆第一部系統的貨幣斷代史、新疆大學歷史系教授穆淵先生編著的《清代新疆貨幣史》中也沒有提及任何線索。

請注意，這不是“盡信書”。事實上，我從來不認為一件歷史文物的存在必須并且能夠找到相應的史料或研究文獻佐證，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況且在晚清民國各類文獻和造幣廠鑄造記錄大量滅失的情況下，有沒有留下“書”供后人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問號。但是，如果一個物件在歷史長河中沒有留下任何一點蛛絲馬跡，我們不是應該抱著更嚴肅認真的態度去審視它嗎？

歷史大邏輯

好在歷史自有其邏輯。發行貨幣不是小孩子過家家，而是治國理政的大事，它一定和那個時代的國家、政權、社會、經濟、民生交織在一起，也因此，哪怕最直接的史料湮滅了，也可以將之放在歷史視野中加以端詳從而得出結論。

我的觀點基本是，新疆地方政府沒有鑄造庫平壹兩和電碼幣的動機，此兩枚銀幣的設計鑄造皆非官方行為。

（一）關于庫平壹兩

阿古柏之亂后，英俄等帝國主義勢力對新疆愈加虎視眈眈。特別是1905年俄國對日戰爭失敗，失去了在中國東北的殖民權益。為了彌補這次戰爭的損失，俄國進一步加強了在新疆的侵略活動。因此，清廷和新疆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均是化解邊疆危機和實施有效治理。

湘平紀重就算有所不便，但在當時這不是新疆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換言之不是政府治理的當務之急。恰恰相反，湘平紀重是清廷平定阿古柏之亂、恢復對新疆主權的重要歷史印記，也是一項在新疆實行了近三十年的制度安排，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對于時任新疆主官而言，是有助其實施治理的優質政治資產。

因此，舍棄湘平改用庫平，看似是服從中央，實則隱藏著不小的政治風險，且沒有任何實際收益。新疆地方政府完全沒有必要在內地各省均未照辦的情況下率先出頭，在局勢不明的“元兩之爭”中表態站隊。

《邊境瑰寶——新疆金銀幣全圖典》稱新疆地方政府鑄行庫平壹兩的另一原因，是為與使用庫平的內地各省接軌，以利于發展經濟。

內地各省確實使用庫平，但內地銀元的單位是“元”即庫平七錢二分，而不是庫平一兩，這也是“元兩之爭”的關鍵所在。因此，新疆無論是采取湘平一兩還是庫平一兩，都無法與內地接軌。

至于發展經濟的說法，是沒有認識到阻礙新疆商民與內地各省經貿往來的根本原因是朝廷消極的邊疆政策，而不是某一種度量衡標準。比如，清廷長期在新疆地區實行“路票”制度，對于進出新疆的商民，由政府發給路票，注明持票人籍貫、姓名、貨物數量、前往何地、期限、目的，到各關口查驗，以配合邊禁、民族隔離和邊疆貿易政策的實施。由于清廷在主觀上并不積極開發邊疆，因此在發放路票允許商民進出關口貿易、墾荒、傭工的同時，在時間、人數、遷居等方面規定十分苛刻。清廷這種保守多于開放、管控多于開發的邊疆政策才是導致新疆經濟發展滯后的真正原因。

（二）關于電碼幣

如果說庫平壹兩還能牽扯一點“元兩之爭”的歷史背景，電碼幣則完全荒腔走板，沒有任何邏輯可言。

阿古柏之亂過去的時間不算太長，哲德沙爾汗國、洪福汗國的星月旗還飄揚在不少狂熱份子的腦海中，新疆還有不少人遙尊奧斯曼帝國為正朔。

因此，無論是清廷還是新疆地方政府，都絕不可能允許貨幣上出現象征伊斯蘭政教合一政權、象征奧斯曼帝國的星月標志。

也許有人推測，繪圖設計是雕版師的個人行為，錢幣特別是樣幣、試鑄幣在設計制作上也允許創新。

然而創新不能沒有邊界，更不能觸碰“政治正確”的底線。在造幣廠，錢幣從設計草圖、定稿、開模、制樣，都要經過層層審核，星月標志在草圖階段就會被否決。無論是雕版師還是造幣廠的其他工人，都是奉命而為的行當，是吃財政飯的，不講政治、沒有一點政治敏感度，那簡直是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開玩笑。

在碼字過程中，曾和朋友探討。有朋友提出，清末幣制混亂，各省鑄幣中犯禁的奇葩版別數不勝數，比如奉天十文中的“滅天”版、吉林十文中的“龍無珠”版，以及四川十文中拔龍須的“單須”版，等等，但并無技師工匠受到處理，可見朝廷對此類事件總體持寬容態度，想借以說明星月標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新疆銀幣上。事實上，《大清律例》中傳統的謀反、謀大逆、大不敬等罪名，因構成條件模糊，比附援引以至成“文字之獄”“羅織之罪”，弊端重重，當時已經被提上修訂日程，現實中除去罪證確鑿、亟需維持統治秩序之外，也基本被擱置不用。

對于錢幣因工藝局限導致的個別錯漏（哪怕是個別工匠的惡意為之）采取寬宥的態度，符合清末新政以來律法制度的現代化以及朝廷上層精英社會治理思路的變化。但專門設計的星月標志明顯不同于普通的錯漏或“擦邊球”，一旦鑄行勢必發出錯誤的政治信號，給邊疆治理帶來危機。因此，二者不應混淆。

至于電碼——

《邊境瑰寶——新疆金銀幣全圖典》推測電碼幣幣邊鐫刻電碼的原因之一，是為廣大新疆省不同民族與語言的商民提供一個標準解釋，以方便錢幣的流通。

清末使用電報的歷史不長，新疆建成并使用電報的時間更晚。

1891年俄、英兩國蠶食帕米爾地區的邊疆危機出現后，清廷才決定建設由甘肅通往新疆省城的電報線。隨后，經過 1893年至1894年的陸續建設，連接新疆重要地區如喀什、伊犁的電報線網絡方才基本形成。由于當時發送電文的成本極高，電報多屬官線，主要用于軍事和行政系統，普通商民極少使用。且當時收發報文種僅限漢文（外國電報除外），少數民族人民無法用本民族語言拍發電文。就算是漢族商民，發報工作也是交由電報局完成，根本無須自己學習掌握莫爾斯密碼。

也就是說，電報、莫爾斯密碼，對新疆大多數人民來說，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是遙遠陌生的事物。因此，所謂通過莫爾斯密碼統一各族商民對銀幣重量規格的認識、以利交易流通的說法，完全是異想天開。

鑄造小技藝

其實，細看錢幣本身的狀態，仍能有所發現。

先說說我對新疆銀幣的整體感覺。自1889年迪化銀元局的銀元到宣統末年的喀什銀元，除后期的機制銀幣外，大多由“敏解機械”的維族工匠以土法機器壓制而成，總體上質量不如內地。一些品種版別繁多，不同版別之間幣面圖文的精美程度相差懸殊，制作精良者完全不亞于內地龍洋，而制作拙劣者簡直可以用喪心病狂來形容。

因此我推測，如喀什等地造幣廠，必有一定數量技藝高超之工匠技師，制作優質范本供其他工匠依樣畫葫蘆批量生產，而其他工匠水平參差不齊，學得七八分有之，學得三四分亦有之。否則無法解釋為什么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生產的同類錢幣卻如此五花八門，當然，這是新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歷史局限，不應指責。

如果我的推論正確，那么可以確信，像庫平壹兩和電碼幣如此重要的錢幣，理應由喀什廠內工藝最高超的工匠技師來操刀完成，而不會假手他人。看看電碼幣的星月龍面，它的設計靈感應該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大銀幣，只不過奧斯曼銀幣是十二星月。

我找到一顆年代距離很近的回歷1327年的奧斯曼大銀，一眼看上去感覺十分工整大氣。十二輪新月由長短漸變的陽線組成，這需要工作模具做深淺一致、長短過渡自然的陰刻，而電碼幣采用的是整體陰刻輪廓再勾線的簡短處理。

此外，奧斯曼大銀最明顯的特征是十二顆五角星的尖角完全正對幣面中心。電碼幣的五角星尖角則完全雜亂無章地指向各方，只有三顆星大致對準了中心，讓人很難相信這是試鑄樣幣的水平。

龍身的處理也非常草率，背刺、龍麟、虬髯、流云皆虛弱無力，十分雜亂。

反觀正式鑄行的喀什湘平壹兩銀幣，龍身大張，吞云吐霧、炯炯有神。最精采的是較以往新增花葉部分，創新而不激進，既體現了地方特色又不損害朝廷的權威。工藝上層層疊疊，錯落有致而又不失工整。

再來看字面，庫平壹兩和電碼幣亦有兩處不合常理之處。

第一，改變了左右回文的文字方向。

無論是之前的喀什光緒五錢系列，還是之后的喀什湘平系列，其左右回文均字頭朝內，順時針排列。而庫平壹兩和電碼幣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左右回文均字頭朝外，逆時針排列。這一變化完全顛覆了喀什龍洋字面的布局定式。如果是官方行為，它的意義何在？僅僅是為變化而變化，為創新而創新？

第二，電碼幣的回文書寫出現常識性錯誤。

回文書寫的特征是從右向左運筆，每個字母書寫時要求一氣呵成，中途不能停筆。

電碼幣右側回文意為“喀什制造”，喀什的第一個字母居然是分兩筆完成，即先畫出一撇，再畫出弧線回彎上提，而不是一筆寫成。這對于不明就里的人來說，自然可以覺得無傷大雅，但對于錢幣直接服務的對象新疆商民來說，卻是最基本的常識性錯誤，就好比我們從右向左運筆寫橫，從下向上運筆寫豎一樣。

這種情況我在其他喀什造銀幣上還沒有看到。庫平壹兩的回文“喀什”首字母是正確書寫，這個細節讓我大膽猜想，這兩枚錢幣的始作俑者并不是熟稔新疆銀幣設計鑄造的當地造幣廠工匠或雕版技師，而另有其人。

考慮到如此少的鑄造數量不可能制作太多模具，因此很可能是電碼幣制造在先，之后將電碼幣的龍面修模、重新鐫刻字面模具，改鑄了庫平壹兩。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庫平壹兩龍面大片留白，而字面亦有所調整變化、修改了明顯錯誤的原因了。

另外從兩枚錢幣的磨損程度來看，也可以基本推定為在同一幅模具的基礎上流變而成。

以上就是我在綜合各方面因素后，對庫平壹兩和電碼幣得出的基本結論以及推理過程。對于一枚錢幣來說，被人懷疑身世，肯定不是那么愉快的。但是如前所述，晚清以來大量的歷史資料湮滅了，而太多的合理懷疑又浮現在我們眼前。

洞察事實、去偽存真，

這是今人需要嚴肅面對且認真回應的事情。

我從常識出發得出這些結論，記述于此希望引發更多的探究和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