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均衡“和”西方非均衡經濟理論“自馬歇爾正式確定經濟學分析以來，均衡概念發生了微妙變化，主要體現為“均衡”在語義上超越了“平衡”，在分析上由靜態轉向動態。平衡與平衡是一般均衡論的先驅，在瓦爾拉斯的概念系統中。這一經濟學術語具有濃厚的

如何理解“均衡“和”西方非均衡經濟理論“

自馬歇爾正式確定經濟學分析以來，均衡概念發生了微妙變化，主要體現為“均衡”在語義上超越了“平衡”，在分析上由靜態轉向動態。平衡與平衡是一般均衡論的先驅，在瓦爾拉斯的概念系統中。這一經濟學術語具有濃厚的牛頓力學特征，在馬歇爾那里得到了更生動、更具生物學意義的論述。

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指出，隨著我們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越來越需要相信，經濟力量與那些使年輕人長大成人的力量相提并論，此后年輕人變成老人，最終讓位給了其他生氣勃勃的人們。但為準備這一高深的研究，首先我們需要觀察更簡單的力量平衡，即在一條彈線上，由多個小球相互支撐，或者多個小球相互支撐而形成的相對平衡。”馬歇爾所說的均衡，是指力量的均衡，而不是簡單地等量均衡，雖然這一點仍然遵循著瓦爾拉斯的平衡語義；但是，在更本質的意義上，馬歇爾卻暗示了均衡無論在整體形式還是內在結構上都具有動態演化性，局部的均衡分析是極端簡化和過于抽象的；盡管在馬歇爾自己看來，均衡只是用來分析局部市場的供需關系、闡明均衡價格的決定問題。

▲經濟學概念圖一

此后，經過阿羅、德布魯等人的努力，西方經濟學在馬歇爾局部均衡論的基礎上，對早期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進行重鑄，并把后者擴展到具有完全數理形式和微觀基礎的一般均衡或總體均衡理論，進而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分析范式-新古典經濟學。隨著研究視角的完善，均衡分析更多地關注動態問題，在薩繆爾森等人的開創性研究后，將最優控制、動態規劃等數學方法引入現代經濟分析中，并在探討特定約束下向下的最優決策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與此相對應，最初反映物理學內涵的頗具客觀意味的平衡概念，也談到了經濟分析的主體地位，而用略含主觀設置特征來探索在特定約束條件下決策最優性態的均衡概念。經濟系統力作用的靜態均勢分析，到經濟決策主體在特定約束條件下經濟決策的動態最優特征，均衡概念的嬗變過程可謂馬歇爾潛在均衡思想的逐步顯化和揚棄過程。

正如現代經濟分析無法將均衡簡單地理解為一類力量均勢，它也不只是用來描述不正確的力量或結構不對稱的概念。傳統觀點認為，非均衡本質上是指非瓦爾拉式均衡。在阿羅德布魯和德布魯重鑄后，均衡的瓦拉斯式均衡在經過阿羅、德布魯重鑄后，其理論特征已十分明顯，一般可簡單概括為：以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為考察對象：均衡是總體經濟運行的正常、基本狀態，過剩的供給和需求是暫時的或局部的，可以迅速得到調整，市場可以實現完全出清的超額供求調節信號，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市場內在的調節機制在于瓦爾拉斯拍賣人的存在及其試錯式喊價行為。很明顯，瓦爾拉斯式的均衡是一個極高的理論抽象，離現實太遠，放寬其前提假設，并將現實經濟問題加以擴展和改進，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相應地，非瓦爾拉斯式的均衡，實質上仍然是一種均衡，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最優決策行為仍然是非均衡經濟理論的基礎工作，但與瓦爾拉斯式的均衡相比，非均衡在研究對象、市場常態認定、市場調節信號甚至內在機制上更具普遍性、更貼近現實。因此，非均衡被稱為廣義均衡，而瓦爾拉斯均衡則相應地被視為狹義均衡的特例，前者背離了后者，后者才是前者的理想狀態；從分析框架看，瓦爾拉斯均衡實際上是非瓦爾拉斯均衡的參照系、理論擴展的基點。

另一個類似于非均衡的概念是不平衡，它主要用來描述、分析經濟總量不平衡或經濟結構不對稱的問題，如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曾在財政理論和實踐上提倡“三平”(財政、信貸、物資三個方面實現綜合平衡)。“不平衡”與西方經濟分析中所謂的“不平衡”相比具有更廣泛的外延，甚至不需要去探討特定約束下的最優決策路徑問題，也就是說，它不一定要以“不平衡”為參照，可以更多地考慮到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等諸多基本問題。但是，總體而言，失衡分析過于寬泛，遠遠沒有走進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主流。

淺析西方非均衡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的關系

至今為止，西方非均衡經濟理論分析體系正式建立僅有20年之久，但它在形成過程中已經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初，科爾內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對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普遍存在的短缺現象進行了分析。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公有企業等經濟主體主要對數量信號做出反應，價格具有剛性特征。顯然，傳統計劃經濟是典型的非均衡經濟，這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進行非均衡分析提供了前提。柯內爾從分析公共企業行為入手，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考察，發現造成長期短缺的主要原因并非政策原因，而是體制因素，是企業預算約束的軟化。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西方不平衡經濟理論和科爾內等人對中國經濟理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在一個轉型期可以看到厲以寧、楊瑞龍、袁志剛、樊綱、朱恒鵬等人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系統研究。厲以寧指出，經濟不平衡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非均衡在市場不完全條件下的非均衡，一種是市場不完善、企業缺乏利益約束和預算約束下的非均衡；中國經濟應當首先從第二類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過渡，然后使第一類非均衡中的非均衡程度逐步縮小；社會主義經濟可能會發生“滯”“脹”，短缺問題依然存在；中國轉型初期，中國經濟仍然存在著短缺問題；

中國經濟存在著多種剛性，特別是特殊的“企業剛性”(企業不負盈虧或負虧)、不消除企業剛性”，因此，中國經濟只可能長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轉型中的中國非均衡經濟需要深化改革，但需要與規范制度創新和微觀主體行為、完善市場體系相結合，否則就會出現“制度變型”(新制度走樣)。通過對市場體系、傳統計劃體系、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宏觀非均衡態及其微觀基礎的考察，楊瑞龍集中描述了轉型初期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態、通貨膨脹的形成機制及其體制原因，實證分析了經濟主體在非均衡環境下的行為規律、價格調整、數量調整及其宏觀效應，并指出通過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可以改變經濟運行軌跡，使經濟運行狀態趨于均衡。

在系統介紹非均衡理論在東歐社會主義經濟應用的基礎上，緊緊抓住中國二元經濟的基本特征，構建了兩個全新的非均衡模型，分別描述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轉型期中國經濟運行狀況，深入考察了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雙軌經濟和轉型時期的雙軌經濟，論證了雙軌經濟效率高于傳統經濟的命題。而在“科爾內短缺”思想的啟發下，以住房商品化改革為基礎，提出了一種基于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朱恒鵬認為，巴羅、格羅斯曼固定價格假設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個表面現象，由于存在虧損補貼、價格補貼等結論，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實質上是在不斷調整的，并不是固定不變，經過重構的宏觀經濟固定價格模型可以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特殊的經濟現象，如國民收入超分配、強迫儲蓄、企業持續虧損等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特有的經濟現象。

通過非均衡分析就可以證明，居民帶來未來不確定性，而市場化改革會導致居民延期消費進行預防性儲蓄；在商品市場，通過世代交叉模型，引入不確定性，從非均衡分析中可以證明，由于居民帶來未來不確定性，市場化改革會導致居民推遲消費進行預防性儲蓄，而住房商品化改革則會導致消費的預防性儲蓄；在商品市場，通過世代疊加模型，引入不確定性，從非均衡分析中可以證明，由于居民帶來未來不確定性，市場化改革會導致居民推遲消費進行預防性儲蓄，并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中特殊的經濟現象進行系統的分析，通過非均衡分析可以證明，居民帶來未來的不確定性，市場化改革會導致居民推遲消費進行預防性儲蓄，并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特殊的經濟現象，如國民收入超分配、強迫儲蓄、企業持續虧損等；在商品市場，通過非均衡分析，可以證明居民帶來未來不確定性，而市場化改革將導致居民推遲消費進行預防性儲蓄，并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特殊的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在商品市場，通過世代交叉模型，引入不確定性，從非均衡分析可以證明，由于居民帶來未來的不確定性，市場化改革會導致居民推遲消費進行預防性儲蓄。

本文在借鑒非均衡分析方法推進轉型經濟理論研究的同時，參照巴羅、格羅斯曼、蘭波特、匡特等人提出的宏觀非均衡模型，探討中國宏觀經濟的一系列非均衡經濟模型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對王成璋、張世英等的研究。在分析中國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特征的基礎上，王成璋、龍志和、賈志永、郭輝煌提出了中國非均衡宏觀經濟數理模型，在“考思多市場溢出效應”的前提下，構造并估算了中國消費品市場、投資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貨幣市場、五大類非均衡宏觀數學模型。“在非均衡經濟核算模型方面，張世英、李忠民等提出了一種關于變結構非均衡模型的概念和建模理論，從貝葉斯途徑和非貝葉斯途徑構建了比較完整的系統變結構分析與變結構經濟模型體系，用模擬矩方法與數論仿真法較好地解決了在多市場建模中遇到的多重密度積分難題；認識到單純從計址分析的角度建立調節方程不可能深入討論調節方程的機制、價格調節與數量調節兩種方式的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的共軛上，將非均宏微觀市場的調控機制與價格、數量調節方式等非均衡問題進行動態分析。

總結

從1936年凱恩斯的《貨幣就業與利息通論》發行至今，西方非均衡經濟理論走過了從思想萌芽到體系完善的發展歷程。正確看待西方非均衡理論，對我們審視中國經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